2008年，北京的夏天来得迟，却热得急。

五道口的城中村像一块被遗忘的补丁，夹在高楼与地铁之间。石雷搬进“阳光公寓”时，行李只有一个帆布包，里面装着一把旧吉他、一叠盗版CD、几件洗得发白的T恤，还有一张母亲的黑白照片。他把照片摆在窗台，正对着外面那棵歪脖子槐树。每天早上，阳光穿过树叶的缝隙，斑驳地落在母亲微笑的脸上，像一种无声的安慰。

他刚从东北老家过来，身上还带着松花江的寒气。录音棚的工作是临时的，一个月两千五，没五险一金。老板说：“干得好，以后可以参与专辑制作。”石雷点头，他知道，所谓“干得好”，就是愿意多加班、少抱怨、不问前途。

他第一次见到唐招娣，是在一场地下民谣演出上。

那晚在“蜗牛剧场”，台下坐了不到三十人。石雷抱着吉他坐在角落，准备唱自己写的歌。他穿一件洗得发灰的牛仔外套，头发乱糟糟的，像刚从被窝里爬出来。主持人报幕：“下一位，石雷，来自东北，唱一首《北方的雪》。”

他拨动前奏，吉他声低沉而缓慢，像冬天的风刮过旷野。

“北方的雪，下得特别认真， 一片一片，落满我破旧的围巾。 我站在站台，等一辆不来的车， 就像等一个，不会回头的人。”

唱到副歌时，他抬眼扫过台下，忽然看见一个女孩。

她坐在第三排靠过道的位置，穿一件淡青色的棉布裙子，头发扎成低马尾，发尾微微卷曲，像江南水边的柳梢。她低着头，手里捏着一张纸巾，指尖轻轻摩挲着边缘。灯光昏黄，照在她脸上，像打了一层薄薄的釉。

她叫唐招娣，那天是被同事拉来看演出的。她原本不想来，觉得“民谣”是种太情绪化的东西，容易让人陷进去。可那晚，石雷的声音像一把钝刀，慢慢割开她心里的壳。

尤其是那句“就像等一个，不会回头的人”，她猛地抬头，正对上石雷的目光。

那一瞬，时间仿佛停了。

她后来在日记里写：“他唱歌的时候，像在跟全世界告别，可眼睛里，却藏着一丝不肯熄灭的火。我突然觉得，这个人，也许能听懂我的沉默。”

演出结束，人群散去。石雷在后台收拾设备，老板递来一瓶啤酒：“唱得还行，就是太闷，不够炸。”他没说话，拧开瓶盖，仰头灌了一口。

这时，门帘被轻轻掀开。

“你好，石雷。”是那个穿青色裙子的女孩，“我叫唐招娣，来自江西。”

他愣住，啤酒瓶停在嘴边。

“你的歌……很像我听过的南方雨声。”她轻声说，“虽然你在唱北方的雪。”

他笑了，第一次在陌生人面前笑得那么自然：“可能……我心里也下过南方的雨。”

他们聊到凌晨两点。

她告诉他，她不喜欢“招娣”这个名字，像一种被注定的命运，可她改不了，就像她改不了想家的毛病。她总在下雨天想起青溪镇的老屋，屋檐下挂着水帘，母亲在灶台边煮艾米果，父亲在院子里修自行车。

他告诉她，他母亲死于肺癌，走的时候才四十二岁。他没赶上见最后一面，因为那年他正为一场演出在哈尔滨排练。他至今记得，父亲打来电话时的声音：“你妈走的时候，还在问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总觉得，”他低声说，“我欠她一个拥抱。”

她看着他，忽然伸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肩：“那现在，我替她抱你一下。”

他僵住，眼眶发热。

那一夜，他们并肩走在五道口的街头，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她走得慢，他也不催。路过一家关了门的奶茶店，她忽然说：“我想喝绿豆冰，江西夏天最常喝的。”

他二话不说，翻墙进了隔壁小吃街的冷饮车，用打火机撬开冰柜，掏出一盒绿豆冰，又翻出来。

“你疯了！”她小声惊呼。

“东北人，从小翻墙偷西瓜长大的。”他咧嘴一笑，把绿豆冰递给她。

她咬了一口，冰凉甜腻的液体滑下喉咙，忽然哭了。

“怎么了？”他慌了。

“没什么，”她擦掉眼泪，笑，“就是觉得，这一刻，像电影里不会发生的桥段。”

他们坐在马路牙子上，分享一盒绿豆冰。夜风拂过，带着城市特有的尘土味，可那一刻，他们闻到了南方的稻香，和北方的雪味。

分别时，她写下自己的手机号，塞进他手心：“下次演出，叫我。”

他点头：“好。

可他没打。

不是不想，是不敢。

他觉得自己配不上她。一个连房租都交不齐的北漂，一个连母亲最后一面都没见上的儿子，凭什么去牵一个来自南方水乡的女孩的手？

而她也没再联系他。

她以为那晚只是人生中一场短暂的温暖，像冬日里偶然照进屋的一缕阳光，照过，就走了。

她继续上班，加班，改设计稿，周末去798看展，假装自己已经融入了这座城市。

他继续在录音棚打杂，写歌，偶尔上台唱几句，台下永远没有那个穿青色裙子的人。

2009年春天，北京突然下了一场大雨。

石雷在地铁站躲雨，忽然看见她。

她撑着一把油纸伞，站在站台边，低头看手机。雨水顺着伞沿滴落，在她脚边汇成一小圈涟漪。她穿一件白色衬衫，袖子卷到手肘，露出纤细的手腕。

他站在柱子后，没敢上前。

她抬头，目光扫过人群，与他隔着雨幕对视了一秒。

那一秒，他心跳如雷。

可她很快低头，上了地铁。

他追过去，车门正要关上。

“唐招娣！”他喊。

她猛地抬头，看见他，眼睛亮了一下。

可车门已经合拢。

地铁缓缓启动，她贴在玻璃上，望着他，嘴唇微动，像在说什么。

他追着车跑，雨水打湿全身，直到列车消失在隧道尽头。

他站在原地，喘着气，手里攥着那张写了她号码的纸条——他本来打算今天交给她的。

第二次错过。

2010年，石雷终于攒够钱，租下了一间小屋，六环边，二十平米，没暖气，但有窗，能看见星星。

他开始认真写歌。其中一首，叫《南方姑娘》。

“我曾在北方的风雪里， 幻想一个南方的姑娘， 她说话像春雨，走路像水波， 她从不问我从哪里来， 只问我，冷不冷。”

他把demo发到豆瓣，意外火了。有人留言：“这歌，唱出了北漂的心事。”

唐招娣也看到了。

她是在公司午休时听到的。同事在放这首歌，说：“这歌手，唱得真像在跟谁说话。”

她戴上耳机，听了一遍，又一遍。

她听出了那句“冷不冷”里的温柔，听出了“南方的姑娘”四个字的轻颤。

她知道，那是她。

她翻出那张早已泛黄的纸条，拨通号码。

关机。

她去五道口找他，问遍了所有小酒吧，没人知道石雷。

她不知道，他搬去了六环，为了省房租。

2011年，唐招娣升职，公司派她去上海分公司。

走前，她给石雷发了一条短信，是新号码：“我要走了，去上海。如果你看到，打给我。”

石雷看到时，已是三个月后。

他换了手机，旧卡丢了。那条短信，是他在旧电脑的备份里偶然翻到的。

他疯了一样查号码，可已停机。

他去她公司找，公司说她调走了。

他去了上海，在她可能去的每一家文创公司门口蹲守，问遍所有叫“唐招娣”的人。

无果。

第三次错过。

2015年，石雷的《南方姑娘》被某综艺翻唱，爆红。

他终于有了名气，有了钱，租了工作室，买了新吉他。

可他不再唱那首歌了。

每次演出，观众喊：“唱《南方姑娘》！”他都摇头：“那首，不唱了。”

记者问为什么。

他说：“因为……她听不到了。”

2018年，他回东北老家，父亲中风，住在养老院。

他坐在床边削苹果，父亲忽然睁眼，喃喃：“招娣……回来了？”

他手一抖，苹果掉在地上。

“爸，你说什么？”

父亲浑浊的眼里闪过一丝光：“你妈走前说……招娣会回来的……你别让她等……”

他才知道，母亲临终前，曾托人打听过一个叫“唐招娣”的江西女孩——那是他大学时无意中提过的名字，他以为母亲忘了。

可她记得。

2019年，他决定去江西。

他辞掉工作，背着吉他，坐了二十小时绿皮车，到赣州，又转中巴，到青溪镇。

小镇很小，青石板路，白墙黑瓦。他问路，找到唐家老屋。

门开着，一个老太太在择菜。

“请问，唐招娣在家吗？”

老太太抬头：“你是……石雷？”

他愣住：“您认识我？”

“招娣常提起你。”老太太叹气，“她三年前去了北京，后来……听说你出了名，可她没去找你。她说，你唱的南方姑娘，不是她。”

“为什么？”

“她说，她配不上歌里的样子。”老太太递来一封信，“这是她留的，说要是有人来找她，就交给一个东北口音的男人。”

他颤抖着打开。

信上只有几行字：

石雷： 我一直记得那晚的绿豆冰。 也记得你说，我像南方的雨。 可你歌里的南方姑娘，太完美了，像梦。 而我，只是个普通女孩，会哭，会怕，会退缩。 我不敢成为你的梦，怕梦碎了，你连回忆都没了。 所以我走了。 但请你继续唱吧。 唱给所有等不到的人听。 ——招娣 2016.5.20

他跪在地上，抱着信，哭得像个孩子。

2020年，他发行最后一张专辑，叫《错过》。

专辑封面是一张老照片：五道口的街头，一男一女坐在马路牙子上，分享一盒绿豆冰。

专辑最后一首歌，他没写词，只录了三分钟的空白，然后，是轻轻的一句：

“招娣，我来了。”

此后，他消失于乐坛。

有人说，他在云南开了一家小客栈，门口挂着一块木牌：

“南方姑娘茶馆”——为一个等了半生的人留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