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仔细阅读了胡乔木写的文章，看得特别仔细。他转头对王若飞说：“有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得交给你，你去请胡乔木到这里来给我们讲讲话。”

主席一脸急着求贤的样子，王若飞心里明白，能让主席这么挂念的人，绝非等闲之辈。他立马行动起来，一层层深入查找，最终找到了胡乔木的家。

聊了几句家常后，王若飞就直接说了重点，他对胡乔木讲：“你得准备准备，关于毛主席的事儿，我估计你也得去一趟。”

胡乔木以前压根没想过这事儿，稍微琢磨了下，就直接回了话：“这事儿有点难办，还得麻烦您，主席。”

这次活儿，是毛主席直接给定的。反正呢，你得去努力尝试一下。

王若飞态度强硬，胡乔木没辙，只好动手整理东西，拎上书和文件，往中央领导住的地方迈步。一瞅见毛主席，他立马快步上前，跟主席打了个照面，心里头那个激动，简直按捺不住。

毛主席很干脆，直接从《中国青年》杂志上抽出一篇文章，和胡乔木一块儿品读起来。

毛主席在年轻的时候，老爱往报纸上投稿写文章，时不时还会动手写首诗、编个歌。要说文学这块儿，他可真是挺有才的。

胡乔木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铁杆支持者，他和主席的想法不谋而合，慢慢有了很多共同的话题，这样一来，两人的关系也就更加紧密了。

见过面之后，胡乔木心里头直嘀咕：“毛泽东这家伙，真是跟我想到一块去了，咱俩想法太合拍了。”打那以后，他就踏踏实实地在主席身边干起了文案的活儿。

胡乔木以前啊，在报社是做过编辑的，因此像校对、排版这些活儿，他干起来得心应手。毛主席因为有了他的协助，感觉压力小了不少，还跟他说，只要时间够长，你完全可以接我的班，当我的副手。

没错，助理干的活儿可不仅仅是那些轻松的杂事，还得负责编辑、修改文件这些重要任务。胡乔木因为得到了主席的鼓励，能力提升得飞快，最后终于有了个大展身手的好机会。

1945年的时候，我们党正准备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毛主席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拿给胡乔木瞧了瞧，跟他说：“这些都是讲咱们党的历史的，咱俩一块儿瞅瞅，看看有没有啥不对的地方。”

全会结束后，胡乔木在党里的名气涨了不少。

之后，毛主席给他分配了不少关键任务。特别是在前往重庆进行和平谈判那会儿，主席连自己的警卫员陈龙和助手胡乔木都带上他，这无疑显示了主席对他们的极度信赖。

1947年那会儿，毛主席和党中央在陕北不停地转移。胡乔木啥也不顾了，立马投入工作。他老婆谷羽后来回忆说：

那段时间，胡乔木差不多每天都在忙着撰稿，简直就像是毛主席的“发言人”。

胡乔木写的那些文章，真的挺鼓舞人心的，让我们跟国民党打仗时更有劲了。而且，那些文章就像锋利的匕首，直接插到了他们的心脏里。

1948年那年夏天，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选了胡乔木当新华社的头儿。打那以后，胡乔木这个以前主要靠笔杆子吃饭的人，很快就到党内负责宣传工作了。

胡乔木身为毛主席的得力助手，经常要帮他草拟一些关键的指示和重要文件。毛主席跟他相处的时间一长，就越发赏识他，就连在周恩来、刘少奇这些中央大领导面前，也毫不吝啬地夸赞：“有了乔木，事情就好办了。”

新中国成立后，胡乔木在毛主席那里做了一段时间的政治秘书。在工作上他们配合默契，私下里也经常聊天。毛主席还亲手帮他改过诗，还推荐发表，这事在中南海里传得沸沸扬扬，大家都知道，成了大家都称赞的一段好故事。

这天，毛主席从西柏坡动身，和胡乔木一块儿去了北平。没多久，胡乔木就当上了新华社的社长，毛主席把新闻宣传和报道这些事儿，全都交给了胡乔木来管。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那段时间，胡乔木既是毛主席的得力助手，又掌管着新闻宣传工作的大权。他的活儿多得不得了，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

胡乔木在那阵子还忙着一件大事，就是起草《共同纲领》。据他说，毛主席特别上心，短短十天里，反反复复改了四次草案，每次都看得很仔细。

《共同纲领》的草稿改好以后，先分发给所有的代表看看，然后又递交给筹委会。筹委会前后审议了七次，最后，这个草案总算是顺利地得到了批准。

1956年那会儿，胡乔木在中共的八大会议上，被大家选为了中央委员会的一员，并且呢，他还兼任了书记处的候补书记这个职位。

不过，因为长时间陪伴在毛主席身旁，胡乔木心里头压力山大。身为秘书，他一点错都不能犯，工作一忙起来就没完没了，结果他的精神状态就越来越差了。

1958年8月17号到30号，我们党在北戴河开了次很重要的会。会上，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很认真地告诉大家：今年咱们得努力，让钢材产量翻一倍，目标嘛，就是得冲到1070万吨去。

那时候，全国总共只能产出400万吨钢材，想在短短4个月里，硬生生造出700万吨钢材，这任务重得跟山一样，简直难以想象。

不过，因为现场氛围相当热烈，毛主席就没提出什么反对意见，而是吟诵起李商隐的一句诗：“夕阳虽美，可惜已近夜晚。”

大家都没啥意见，所以今年咱们就定个目标，要产1070万吨。

不过，想实现这个目标并不容易。因此，在1958年11月28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中央对北戴河会议上定的那个高标准进行了调整，重新确定了1959年的“四大生产指标”。

陈云呢，他一直在管经济这块儿，他觉得那个目标定得有点儿高。会议结束后，他就去找了胡乔木，跟他说，要不咱们跟毛主席建议一下，那四个大目标，还是别写到会议公告里头了。

胡乔木对于陈云提出的建议，心里头有点犯怵，怕跟毛主席讲了会让毛主席心里不痛快。所以，他琢磨来琢磨去，最终还是决定不跟毛主席提及陈云的看法。

1959年4月份，上海那边开了八届七中的全体会议。会上，陈云跟毛主席说了这么个建议。毛主席听完，就轻轻地点了下头，表示赞同。

聊天时，陈云突然跟毛主席提起，说五个月前他曾和胡乔木聊起过那件事情。毛主席一听就火了，他瞪大眼睛看着陈云，因为陈云身为副主席，居然没通过他直接从胡乔木那里得知了消息。他立刻喊来胡乔木，生气地责备：“胡乔木，你只是个秘书，怎么能擅自让副主席直接跟我汇报呢？”

毛主席对胡乔木的一番责备，让他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再加上这些年他太拼命了，身体慢慢就吃不消了，精神状态也开始不对劲。到了1961年，情况更是糟糕，他神经衰弱得厉害，工作都干不下去了。

胡乔木实在没辙了，所以在8月17日给毛主席写了封信。信里他讲了自己的身体情况，希望毛主席能批准他先歇上3到4个月，等身体恢复好了再回来工作。

毛主席看了胡乔木的信后，心里很惦记他的身体状况，专门给他安排了一套养病的法子。他说，别老待在一个地方不动，得多出去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找些轻松的书读读，别管那么多烦心事，这样或许能好得快些。还有啊，别想着休息一两个月就算了，得做好长期打算，一年、两年、三年，都得有耐心。

胡乔木的病情，在经过了长达好几年的治疗后，渐渐地有了改善。

胡乔木也是毛主席的得力助手，虽然两人相隔甚远，但这并未削弱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毛主席依然十分关心他。

胡乔木离开北京那会儿，他给刘少奇和毛主席写了封信，里头说了个事儿，想请他们帮个忙。

因为我要离开北京，不在宣传部干活了，所以琢磨着，咱们得重视下凯丰同志，多让他参与会议。

1961年5月份，胡乔木在北京大会忙完后，就向邓小平请了天假。邓小平爽快地批了假，还特意告诉他：

你就放心养身体，好好恢复吧。

胡乔木虽然名义上还是毛主席的政治秘书，但实际上，他早就离开了毛主席的身边，而且从那以后，就再也没回去过。

之后，胡乔木遵照毛主席的安排，到处走走看看，还读了不少杂七杂八的书。虽说胡乔木不跟毛主席在一起了，但毛主席心里还是惦记着他的这位老下属。

胡乔木在病中休养的日子里，心里头总是时不时浮现出和毛主席共度的那些日子，特别怀念。

1966年6月份，胡乔木正在杭州休养身体，没想到竟然碰到了毛主席。虽然他们很多年没见了，胡乔木心里其实攒了一大堆话想和毛主席聊聊，但毛主席这一出现得太突然，他一下子就慌了神，那些准备好的话，到了嘴边就是说不出口。

走的时候，毛主席特地交代说：

你回到北京后，就别再多唠叨了，多看看周围的情况。

真没想到，那次竟是胡乔木最后一次和毛主席见面。虽然毛主席后来也有心去探望胡乔木，但说来也巧，因为一连串的误会和错过，两人再也没能碰面。这事儿，成了胡乔木心里一辈子的遗憾。

胡乔木尽管生了好久的病，可他依然完成了大堆的工作。

1967年5月1号那天，毛主席坐车往天安门去。车开到半路，毛主席突然说想停下，让警卫张耀祠领着他去见见胡乔木。可没想到，张耀祠敲错了门，导致毛主席没能见上胡乔木。不过，这事儿吧，倒是歪打正着，间接地给胡乔木帮了个忙。

从那以后，毛主席心里经常惦记着胡乔木。1971年8月28日，在和广州军区领导谈话时，毛主席夸道：“胡乔木这人挺有本事，他搜罗了好多资料，这才把问题给搞清楚了。”

1975年，胡乔木被安排到了国务院研究室工作，他和邓小平一起努力，推动起了整顿工作。

1978年12月18号那天，胡乔木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成了中央候补委员，他还负责写了全会的那个公告。会议搞完之后，胡乔木不光还是毛主席著作编委会的办公室主任，也还当着中共中央的副秘书长。

1980年那会儿，黄克诚在中央纪委搞的一个讨论会上，聊起了关于“毛主席的思想”还有毛主席本人的一些看法。

黄克诚讲道：“没了毛主席，井冈山咱们占不下来，长征也赢不了......毛主席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创始人，他好几次把大局从危机中拉回来，改变了整个形势，这事儿，在我们党里，在全国，没人能比得上。”

之后，黄克诚概括说：“毛主席一辈子都在为革命事业打拼，心里时刻装着老百姓。”对于他犯下的错，咱们得理解，得尊重，得关心，得敬仰。毕竟，毛主席的贡献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

黄克诚一开口，说的话让在场的人都忍不住掉下了眼泪。这事儿一传出去，不仅在党内引起了巨大震动，还在党外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黄克诚晓得这事儿了，可他没吭声。到了1981年3月份，他吩咐秘书去找总政治部的二把手华楠聊聊。

华楠没急着做决定，他先是把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和梁必业叫来，三个人一起合计了一番，最后点头同意发表那篇文章。

黄克诚喊停了决定，说：“别急，先拿给小平同志瞅瞅。”

邓小平肯定是中共第二代里的顶梁柱，黄克诚那么做，也挺让人能想通的。邓小平瞅了一眼方案，就点头同意了，不过他也说了，大体上他能接受，但有些小地方还得再琢磨琢磨。

黄克诚答应了之后，邓小平就让胡乔木来帮忙，把这篇论文改得更加通顺流畅。

胡乔木麻利地把论文收拾妥当，接着就递给了黄克诚。黄克诚扫了一眼，认可地点点头：“行，不过在改的时候，别用‘毛主席’了，都换成‘毛泽东同志’来叫，我瞅着别扭。还是‘毛主席’听着顺耳。”

所以，黄克诚的看法很快就传到了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听完黄克诚的说法，觉得用“毛主席”这个叫法比较合适。

胡乔木接着对文章进行了进一步的润色，搞定这事儿后，文章就顺利面世了。

1982年9月份，胡乔木又一次当选上了中央委员，并且在紧接着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他又被大家选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

胡乔木一直到去世前，都拼尽全力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

胡乔木老先生亲身经历过抗日战争，听到那事后气得不行，立马给在北京的黎虹打了个电话，把自己的想法跟中央说了。

“这事儿得严惩不贷！”

胡乔木提出的意见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后来通过外交手段，原本安排好的访问日本文部部长小川平二的行程也被迫叫停了。

胡乔木虽然年纪挺大了，但还是急急忙忙打包好东西，往北京赶。没多久，《军国主义逻辑要警惕》这本书就问世了。

直接，沉稳，一出手就准。

胡乔木一开始就跟大家说，“咱们亚洲的兄弟姐妹们，得留意了。”日本人明摆着把“侵略”咱们中国的事儿，轻轻巧巧地换成了“进入”中国，这可不是简单的用词问题，咱们得打起精神来，好好琢磨琢磨这事儿。

简单来说，就这句话，你就能明白胡乔木为啥总能把对手说得哑口无言。

一方面，他很会团结大众，从一开始，他的文章就不光写给中国人看，还包括了所有被日本欺负的亚洲老百姓。另一方面，他也厉害在能从一些小事里挖出大问题，像是什么“侵略”啊、“进入”啊，他都会拿到明面上，好好跟大家说道说道。

这篇文章发布后，马上就在网上炸了锅。日本人到现在都还在纳闷，那个姓胡的老人家究竟何方神圣，居然这么厉害！好多中国读者在评论里都说：“看来，年纪大才是真本事啊！”难怪他能跟着毛主席二十多年，一直担任“文胆”的角色，这种水平，谁能赶超？

胡乔木在接下来的几年，一直跟那些日本右派对着干。他一篇接一篇地写文章批判他们，专门对付那些厚脸皮的家伙！虽然文章大都是出自他手，但威力大得让日本右翼势力都吓得直哆嗦。

胡乔木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有一天，他跟那些老朋友讲：

我时间不多了，心里挺慌的，就盼着这辈子能在这个行当里多干点实事。要是病了，那肯定就干不成了。但不管怎样，我都会拼尽全力，只要我还活着，就得干下去！

胡乔木说这些话时已经77岁高龄了。他说的“这个领域”，就是关于延安和毛主席身边事的那些历史书籍。他始终认为，要驳斥日本右派的荒谬言论，咱们自己的历史书写得更精彩、更有说服力才行。

瞧着胡乔木这么大年纪了，还天天忙着写文章，老一辈的朋友和孩子们心里都挺不是滋味，一遍又一遍地跟他说：悠着点，悠着点，慢慢来，不用急，您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但胡乔木总是不听劝。

他从不害怕死，但病得厉害那会儿，他跟老婆说：“我得活到九十岁！”为啥呢？因为他手头还有事儿没干完，他打算写一本关于主席的回忆书。

然而，仅仅过了两个月，胡乔木便带着未尽的心愿离世，没能亲眼看到自己的著作出版。他留下遗嘱，希望将骨灰洒在延安那片土地，那里正是他与毛主席初次相遇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