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骂儒家颇为时尚。

许多连《论语》、《孟子》都没完整读下来过的人，将被世俗权力收服、驯化的“后儒”与皇权合作的“糟粕”，不停放大。

然后将几千年走不出“治乱循环”这口大“锅”，牢牢扣在儒家身上。

这口锅，儒家背不起，也不轮不到儒家来背。

“后儒”是我比较客气的说法，“伪儒家”更精确一些。

因为他们是挂着孔孟的“羊头”，卖的却是皇帝家的“狗肉”。

儒家几乎所有的“恶”，都不是原生的，都是世俗权力“层积”的结果。

原始儒家的底色十分清晰，首先，是世俗权力的制衡者，儒家以道自任，与势相抗，“士志于道”，“从道不从君”。

其中又以孟子言辞最为激烈，态度最为鲜明。

他认为如果国君无道，天下可共弃之，武王伐纣，不是“弑君”，而是“诛一夫”。

孟子将君臣关系建立在了一种近乎契约的、互惠的基础上。君主如何对待臣子，决定了臣子如何对待君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这种思想，在后世的皇权专制时代里，可以说是惊世骇俗的。

朱元璋就是读到这里大怒，下令删节《孟子》的。

其次，原始儒家强调的“秩序“，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等级“。

儒家维护秩序是源于对“失序“产生的暴虐的恐惧。

并且儒家维护秩序的那套伦理体系，原本是一种双向契约，对等约束，并非后世被篡改成的单向服从，绝对义务。

原始儒家并不讲愚忠愚孝，除了上面说的孟子对君臣关系的定义，对父子关系、夫妻关系的定位也十分明确，强调父慈子孝，夫义妇顺。

父亲慈爱、尽责任，教以正道，子女才会孝顺。

而不是后世的“子不言父过“，父母就是有错也不能说，说了就是不孝。

孔孟都支持父母有错，必须谏，必须争，不能看着父母陷于不义。

《左传》《礼记》里的夫妇，是“合二姓之好“，是伙伴、搭档，共承宗宙，强调”夫义妇顺“，丈夫守道义、负责任，妻子才和顺。

原始儒家从未将女性当成男性的附属品。

那儒家是如何被一步步驯化的呢？

这又不得不提到我们文化中的痼疾——神的缺位。

西方的神权文明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有两个，一硬一软：

神权对王权形成“硬约束“，成为西方宪政的精神源头。

在软的方面，为社会留下一个神性的精神底色，就是超越性的底线意识，有些东西在灵魂层面就被禁止了，不可以就是不可以，是神意，没有商量的余地，用不着权衡，更不要说各种世俗算计了。

反观我们这边，商代周兴，彻底打碎了神权框架，一切都世俗化了。

还有点“神性残留“的宋襄公，活成了一个笑话。

最务实、世俗化最彻底的的国家，逐渐在争斗中脱颖而出。

一切以实用为目的，只要赢了就行。

你在战场上砍的人头，与你的爵位、土地挂钩，简单、直接、粗暴。

出类拔萃的秦国完成了统一大业。

从此以后的二千多年，这类争斗数不胜数。

但无一例外，都是那个最现实、最无视规则，最不要脸的赢了。

这也构成了我们独一无二的精神底色。

在秦统一六国之前，“士“是可以到处”游“的，是谓”游士“。

这家不行，我就换一家。

能力特别强的像苏秦，佩“六国相印“。

秦统一以后，就只剩一个“东家“了。

这也是大一统留给士人最大的“红利“。

原始儒家从诞生时起，就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一种“宗教式“的文明功能。

比如维护道统、仗义直言，都需要有种超越自身利益的殉道精神。

换句话说，从事的是一种具有“神性“的工作。

但儒士是人不是神，人有“软肋“。

吃饭是最大的“软肋“，士不会种地，也不懂做买卖。

当饿得头晕眼花的时候，唯一的“东家“向你招手：来吧，来吧，肉包子管够！

要是你，你去不去？！

用现在的话说，没有经济的独立，哪里来的人格上的独立。

这也是历代王朝重农抑商的根本原因，抑的不是“商“，抑的是经济独立带来的自由。

因为钱，尤其是对穷人来讲，意味着更多的自由。

这点孟子看得最清楚：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而在西方神权文明的框架里，比如中世纪的基督教会，不是单纯的精神团体，而是拥有完整硬权力的“超国家权威“。拥有独立的司法和执法机构，教皇国甚至有自己的军队（骑士团）。

教会与贵族一起，对世俗权力形成强有力的制衡。

也可以说，在西方，几乎就从来没有过一家独大的王权。

而对于道统约束的承担者中国的士阶层来说，除了一肚子圣贤书，几乎是两手空空。

软约束，能规范君子，却拦不住禽兽。

结果就是，卖”皇家的狗肉“，几乎成了他们的宿命。

但历代也不乏方孝孺这种“以身殉道“者，因其超越世俗而散发着神性的光辉。

而唤醒士的“卫道精神“，填补神缺位形成的”神性真空“，才是我们文明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