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文坛星空中，万寿祺是兼具才情与气节的独特存在。他以诗文书画“三绝”之名立身，与阎尔梅并称“徐州二遗民”，是当时遗民文学阵营的核心人物之一，今天我们就来欣赏他的十首诗。

万寿祺的诗文不仅为乱世文心立传，更以“以诗存史”的笔触记录下朝代更迭的沧桑，在政坛虽未居高位，却以抗清复明的实际行动与拒不仕清的气节，成为遗民群体的精神符号。而他的诗歌，既融山水之趣于笔端，又蕴家国之痛于字里，刚柔相济的风格与沉郁顿挫的情感，构成了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让后世得以透过文字，触摸那个动荡时代的文人风骨。

据记载，万寿祺生于明万历三十一年，是江苏徐州人，其一生恰好与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动荡相伴。彼时明朝内有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外有清军虎视眈眈，社会秩序分崩离析；文化领域则呈现出“异端”思想与传统儒学碰撞、文人结社风气盛行的景象，遗民文化在朝代更迭中逐渐形成。

据史料记载，他早年受业于明末著名学者黄道周，黄道周的忠义思想与治学精神，为其后来的人生选择与文学创作埋下了伏笔。关于他的生平，流传最广的莫过于“僧装避世”的趣事：清军入关后，万寿祺曾参与抗清活动，失败后为避祸遁入空门，却又不剃发、不遵僧规，常身着僧衣携笔墨出游，遇山水佳处便席地而作，既以这种独特方式表达对清廷的抗拒，又在自然中寻求精神慰藉。一次途经江南水乡，他见渔舟唱晚，即兴题诗于舟篷，字句间尽是故国之思，被路人传为美谈，也让“明志道人”的名号愈发响亮。

他的家庭背景为其早年治学提供了深厚根基，祖上虽非显赫世家，却也是书香门第，父亲以儒学传家，对他的启蒙教育尤为重视，使他自幼便养成了嗜书如命的习惯。他成年后曾步入仕途，于明崇祯三年中举，后虽未得高位，却在地方任职期间展现出过人的治政能力——他曾主持修缮地方水利、安抚流民，深得百姓爱戴，时人评价其“有古循吏之风”。

然而，官场的腐败与明朝的颓势让他心灰意冷，加之清军入关的国破之痛，他最终选择放弃仕途，以遗民身份坚守气节。其人生经历的转折，恰是明末文人命运的缩影：从早年渴望“致君尧舜上”的理想，到中年亲历家国沦丧的痛苦，再到晚年以诗画寄情的淡泊，每一段经历都化作笔墨，融入他的诗歌创作之中。

万寿祺的性格兼具刚直与温婉：面对家国大义，他宁折不弯，拒不与清廷合作，尽显文人风骨；而在日常生活中，他待人谦和，尤重友情，与顾炎武、钱谦益等文人交往密切，其中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思想，对他的诗歌主题影响最深。

据史料记载，万寿祺现存诗歌约800余首，收录于《隰西草堂集》中，其诗歌思想以“家国之痛”与“遗民之思”为核心，既控诉了战乱对百姓的摧残，也表达了对故国的深切怀念。在艺术魅力上，他的诗歌兼具唐诗的雄浑与宋词的婉约，擅长以景抒情，如《秋夜》中“寒星垂野阔，孤月照江清”一句，以清冷之景写孤寂之情，意境悠远；从题材分类来看，其诗歌可分为三类：一是“抒怀诗”，直抒胸臆，表达家国之痛；二是“山水诗”，借山水寄托情志；三是“赠友诗”，记录与友人的交往，字里行间满是知己之情。

总之，万寿祺的诗歌，不仅是个人情感的宣泄，更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印记。他以笔墨为刃，以诗句为旗，在乱世中坚守文人的气节与理想，其诗歌中蕴含的家国情怀与艺术匠心，至今仍能引发读者的共鸣，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下面我们来欣赏他的十首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