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畅春园寝宫内，在位六十一年的康熙帝玄烨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享年六十九岁。这位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帝王，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凭借过人的智慧与魄力，智除鳌拜、平定三藩、收复台湾、抗击沙俄、平定噶尔丹，一步步巩固了大清的统治，推动国家走向统一与强盛；他推行休养生息的国策，革新制度、推崇文化，为康乾盛世的开启奠定了坚实基础。从懵懂幼帝到盛世明君，玄烨的一生，始终与大清王朝的发展轨迹紧密相连，他以卓越的治国才能，在清初复杂的历史格局中，开创了一个疆域辽阔、政权稳固、文化繁荣的时代。解读康熙帝，便是解读清初从动荡走向盛世的发展密码，解读一位帝王如何以毕生之力维系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解读封建王朝盛世背后的治理智慧与历史必然。
《清史稿·圣祖本纪》评价他：“圣祖仁孝性成，智勇天授。早承大业，勤政爱民。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圣学高深，崇儒重道。几暇格物，豁贯天人，尤为古今所未觏。而久道化成，风移俗易，天下和乐，克致太平。其雍熙景象，使后世想望流连，至于今不能已。”在大清王朝的发展历程中，康熙帝是承前启后的核心人物。他不似顺治帝那般在转型中挣扎，也不似后续帝王那般坐享盛世余晖，而是以“守成兼开创”的姿态，一手抚平了清初的动荡，一手搭建起盛世的框架，其功绩不仅深刻影响了大清的历史走向，更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幼年登基：权臣阴影下的隐忍成长
顺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十八日，玄烨出生于北京紫禁城景仁宫，生母为孝康章皇后佟佳氏。作为顺治帝的第三子，玄烨自幼便展现出异于常人的聪慧与坚韧。他五岁时便开始读书识字，勤奋刻苦，常常读到深夜仍不歇息，即便在严寒酷暑中也从未间断。孝庄文皇后对这位皇孙极为疼爱，亲自教导他读书习礼，培养他的帝王素养，时常告诫他要“以民为本”“勤勉为政”，这些教导对玄烨日后的治国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
顺治十八年（1661年），顺治帝因感染天花病逝，临终前在孝庄文皇后的建议下，立年仅八岁的玄烨为帝。之所以选择玄烨，一方面是因为玄烨自幼聪慧，深得孝庄文皇后的喜爱与看重；另一方面，玄烨早年曾感染过天花并成功痊愈，具备了对这种不治之症的免疫力，能够更好地保障皇权的稳定传承。同年正月初九，玄烨在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改次年为康熙元年，“康熙”意为“康平熙盛”，寄托了朝野上下对太平盛世的期盼。
由于玄烨年幼，顺治帝遗诏任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位大臣为辅政大臣，辅佐他处理朝政。四位辅政大臣中，索尼年迈体衰，精力不济；苏克萨哈出身多尔衮旧部，根基薄弱，备受排挤；遏必隆性格懦弱，缺乏主见，遇事多依附他人；唯有鳌拜凭借“满洲第一勇士”的威名与赫赫战功，逐渐掌握了实权。辅政初期，四位大臣尚能遵循遗诏，同心协力处理朝政，推行了一系列稳定社会的政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鳌拜的野心逐渐膨胀，开始专权跋扈，独断专行。
鳌拜凭借手中的权力，大肆安插亲信，铲除异己，甚至不把年幼的康熙帝放在眼里。他擅自更改顺治帝时期的汉化政策，推行保守的民族政策，恢复圈地令，欺压汉族百姓，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更严重的是，鳌拜为了独揽大权，诬陷苏克萨哈“图谋不轨”，罗列二十四条大罪，逼迫康熙帝下旨将其处死。面对鳌拜的专权，年幼的康熙帝虽有心反抗，却深知自己羽翼未丰，只能在孝庄文皇后的教导下隐忍退让。他表面上对鳌拜恭敬有加，暗中却在不断学习治国之道，观察朝局动向，积累政治经验，等待亲政与反击的时机。
康熙六年（1667年），康熙帝年满十四岁，按照祖制应当亲政。索尼临终前上书请求康熙帝亲政，试图以此遏制鳌拜的专权。康熙帝顺势宣布亲政，但鳌拜依然不肯放权，继续独揽朝政，甚至在朝堂上对康熙帝的决策指手画脚，严重侵犯了皇权。亲政后的康熙帝更加坚定了铲除鳌拜的决心，他开始暗中谋划，挑选了一批与自己年龄相仿的贵族子弟，在宫中练习布库（摔跤），表面上是娱乐消遣，实则是为了培养一支忠于自己的亲信力量。同时，他还暗中联络索尼的儿子索额图等忠于皇室的官员，形成了对抗鳌拜的合力。
二、智除鳌拜：亲政之路的雷霆一击
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帝认为铲除鳌拜的时机已经成熟，开始实施周密的计划。他首先以“商议要事”为由，将鳌拜召入宫中。鳌拜自恃势力强大，再加上此前康熙帝一直表现得温顺隐忍，因此毫无防备地进入了宫中。当鳌拜踏入康熙帝的寝宫后，早已埋伏好的布库少年们立即一拥而上，将其团团围住。尽管鳌拜勇武过人，但面对一群训练有素、配合默契的少年，再加上毫无防备，最终还是被制服。
擒获鳌拜后，康熙帝立即下令将其亲信班布尔善、玛尔赛等人逮捕入狱，随后召开御前会议，列举了鳌拜的三十条大罪，包括“专权跋扈，欺君罔上”“诬陷忠良，杀害苏克萨哈”“滥用职权，贪污腐败”“推行圈地令，欺压百姓”等。朝中大臣纷纷上书，请求康熙帝将鳌拜处死。但康熙帝考虑到鳌拜是开国功臣，为大清的建立与统一立下了赫赫战功，便决定从轻发落，免除其死罪，将其终身监禁。鳌拜的亲信班布尔善等人则被判处死刑，其家产被没收，党羽也被一一肃清。
智除鳌拜，是康熙帝亲政后迈出的关键一步。通过这场权力斗争，康熙帝彻底清除了权臣势力，真正掌握了朝政大权，开启了自己的亲政时代。这一事件不仅展现了康熙帝卓越的政治智慧与决断力，也震慑了朝中的反对势力，为后续推行改革措施、巩固皇权奠定了基础。清除鳌拜势力后，康熙帝立即着手整顿朝政，废除了鳌拜推行的保守政策，恢复了顺治帝时期的汉化政策，停止圈地令，禁止满族贵族掠夺汉族百姓的土地，稳定了民心；同时，他重用汉族官员与知识分子，缓和了满汉矛盾，营造了清明的政治氛围。
三、平定三藩：稳固疆域的艰难征战
康熙帝亲政后，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如何巩固国家的统一。当时，南方的“三藩”势力日益膨胀，成为威胁大清政权稳定的重要隐患。“三藩”指的是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他们原本是明朝的将领，后来投降清军，为清军入关与统一全国立下了战功，因此被清廷封为藩王，驻守在云南、广东、福建等地。随着势力的不断壮大，三藩逐渐形成了割据局面，他们在自己的辖区内独揽军政大权，征收赋税，铸造钱币，甚至豢养私兵，对中央政权构成了严重威胁。
康熙十二年（1673年），平南王尚可喜因年老请求回辽东养老，并举荐其子尚之信继承爵位。康熙帝抓住这一机会，决定推行“撤藩”政策，下令撤销三藩的爵位，将其势力撤回辽东。康熙帝的撤藩令引发了三藩的强烈不满，吴三桂首先起兵反叛，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率军攻占了贵州、湖南等地。随后，耿精忠、尚之信也先后起兵响应，三藩之乱正式爆发。叛军势如破竹，很快便占领了南方的大片土地，甚至一度逼近长江，清廷陷入了严重的危机。
面对三藩之乱的严峻局势，朝中不少大臣主张妥协，建议康熙帝撤销撤藩令，安抚三藩。但康熙帝力排众议，坚定地主张武力镇压。他亲自制定战略部署，调兵遣将，指挥平叛战争。康熙帝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首先集中兵力攻打吴三桂的主力部队，同时对耿精忠、尚之信采取招抚政策，动摇叛军的联盟。此外，康熙帝还注重争取民心，下令减轻叛军占领地区百姓的赋税负担，鼓励百姓支持清军平叛。
平叛战争历时八年，过程异常艰难。吴三桂率领的叛军战斗力极强，清军多次遭遇挫败。但康熙帝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不断调整战略战术，重用赵良栋、图海等有才能的将领，逐渐扭转了战局。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三桂在衡州登基称帝，国号“大周”，但仅过了五个月便病逝。吴三桂的病逝成为平叛战争的转折点，叛军群龙无首，士气低落，战斗力急剧下降。康熙帝抓住这一机会，下令清军发起总攻，逐步收复了被叛军占领的土地。
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军攻占了吴三桂的老巢昆明，吴三桂的孙子吴世璠自杀身亡，三藩之乱彻底平定。平定三藩之乱，不仅消除了地方割据势力，巩固了中央集权，还加强了清廷对南方地区的控制，为后续的统一战争奠定了基础。这场战争也充分展现了康熙帝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与坚韧不拔的意志，进一步巩固了他的统治地位。
四、收复台湾：完成国家的统一大业
平定三藩之乱后，康熙帝将目光投向了台湾。当时，台湾由郑成功的后代郑经统治。郑成功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率军收复台湾，驱逐了荷兰殖民者，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郑经继位后，却推行割据政策，拒绝向清廷臣服，甚至与三藩叛军相勾结，成为威胁东南沿海地区稳定的隐患。此外，郑经政权还经常派遣军队骚扰东南沿海，掠夺百姓财物，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社会秩序与经济发展。
为了解决台湾问题，康熙帝最初采取招抚政策，多次派遣使者前往台湾与郑经谈判，希望能够和平统一台湾。但郑经提出“仿朝鲜例，称臣纳贡”的要求，试图将台湾从中国版图中分裂出去。康熙帝严词拒绝了这一要求，明确表示“台湾本属中国版图，不可分裂”，招抚政策因此陷入僵局。随着三藩之乱的平定，清廷的国力日益强盛，康熙帝认为收复台湾的时机已经成熟，决定采取武力手段收复台湾。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帝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统筹收复台湾的军事行动。施琅原本是郑成功的部下，熟悉台湾的海疆形势与郑军的作战特点，后来因与郑经产生矛盾而投降清廷。康熙帝力排众议重用施琅，给予他充分的军事指挥权，并为其筹备了充足的军饷与战船。施琅到达福建后，积极整顿水师，训练士兵，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他认为，要收复台湾，必须首先攻克澎湖，因为澎湖是台湾的门户，控制了澎湖，就等于切断了台湾的外援与退路。
同年六月，施琅率领清军水师从铜山（今福建东山）出发，向澎湖进军。郑军守将刘国轩得知清军来袭，立即率领郑军水师在澎湖列岛布防，凭借澎湖的险要地势与清军展开对抗。澎湖海战爆发后，郑军利用熟悉的海疆环境，发射火炮攻击清军战船，清军起初遭遇了一定的损失。但施琅沉着应对，调整战术，将清军水师分为三路，对郑军战船发起猛烈攻击。清军将士奋勇作战，与郑军展开殊死搏斗，海面上炮火连天，战况异常激烈。
经过数日的激战，清军最终击败郑军水师，攻占了澎湖列岛，刘国轩率领残部逃回台湾。澎湖海战的胜利，彻底摧毁了郑军的海上力量，为收复台湾奠定了基础。台湾岛内得知澎湖失守后，人心惶惶，郑经之子郑克塽（此时郑经已病逝）深知大势已去，在刘国轩等大臣的劝说下，决定向清廷投降。同年八月，郑克塽派遣使者前往福建，向清军递交降书，随后亲自率领文武官员出城迎接清军入城，台湾正式归附清廷。
收复台湾后，康熙帝面临着如何治理台湾的问题。当时，朝中不少大臣认为台湾“孤悬海外，难以镇守”，建议将台湾的百姓迁回大陆，放弃台湾。但施琅等人坚决反对这一建议，认为台湾地理位置重要，“弃之则必为外国所据，后患无穷”。康熙帝采纳了施琅的建议，决定在台湾设立行政机构，加强对台湾的管辖。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在台湾设立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下设台湾县、凤山县、诸罗县三个县；同时，设立台湾镇总兵与台湾道，负责台湾的军事与行政事务。此外，康熙帝还下令减轻台湾百姓的赋税负担，鼓励大陆百姓前往台湾开垦荒地，促进了台湾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
收复台湾，是康熙帝巩固国家统一的重要功绩。这一举措不仅结束了台湾地区长期的割据状态，将台湾重新纳入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维护了国家的领土完整；还加强了台湾与大陆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台湾的开发与发展，为后续对台湾的治理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抗击沙俄：捍卫北疆的主权博弈
在巩固东南海防、平定南方叛乱的同时，康熙帝也高度重视北疆的边防安全。17世纪中叶以来，沙皇俄国的势力逐渐向东扩张，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在雅克萨、尼布楚等地建立据点，烧杀抢掠，骚扰当地百姓，严重侵犯了我国的领土主权。顺治年间，清廷虽曾派兵抗击沙俄侵略，但由于兵力有限、边境线漫长等原因，未能彻底肃清沙俄势力。
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之乱平定后，康熙帝终于有精力集中解决北疆的沙俄问题。他首先派遣使者前往沙俄，要求俄军撤出中国领土，但沙俄政府置之不理，反而继续增兵，扩大侵略范围。康熙帝认识到，单纯的外交交涉无法解决问题，必须采取武力手段，驱逐沙俄侵略者。为了做好战争准备，康熙帝多次派遣官员前往黑龙江流域进行实地考察，了解当地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与俄军的部署情况；同时，下令在黑龙江流域建立驿站，储备军粮，修筑城池，组建水师，为反击沙俄奠定了坚实的物质与军事基础。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康熙帝任命彭春为都统，率领清军水陆并进，向雅克萨城发起进攻。清军凭借优势兵力与充足的准备，迅速包围了雅克萨城，向俄军发出通牒，要求其立即投降。俄军凭借雅克萨城的防御工事负隅顽抗，清军随即发起猛攻，用火炮轰击城墙，俄军伤亡惨重，被迫投降。清军收复雅克萨城后，按照康熙帝的命令，将俄军俘虏释放，允许其撤回沙俄，并烧毁了雅克萨城的防御工事。
然而，清军撤军后，沙俄侵略者卷土重来，重新占领了雅克萨城，并加固了城墙，囤积了大量的粮食与弹药，企图长期盘踞。康熙帝得知后，极为震怒，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再次下令出兵雅克萨，任命萨布素为将领，率领清军再次包围雅克萨城。此次战役中，清军采取长期围困的策略，切断了俄军的外援与补给线。俄军在围困中伤亡惨重，粮食与弹药逐渐耗尽，再加上疫病流行，战斗力急剧下降。沙俄政府见俄军节节败退，被迫向清廷提出议和请求。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清廷与沙俄政府在尼布楚举行谈判。康熙帝派遣索额图为首席代表，率领谈判使团前往尼布楚。谈判过程中，索额图按照康熙帝的指示，坚持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据理力争。最终，双方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该条约明确规定，中俄两国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和外兴安岭为界，外兴安岭以南、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以东的广大地区属于中国领土。《尼布楚条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与外国签订的平等条约，它不仅遏制了沙俄的侵略野心，捍卫了中国北疆的领土主权，还为中俄两国的边境和平奠定了基础。
六、平定噶尔丹：筑牢西北的疆域屏障
解决沙俄问题的同时，西北地区的准噶尔部叛乱成为威胁大清疆域稳定的又一重大隐患。准噶尔部是蒙古厄鲁特部的一支，17世纪下半叶，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凭借过人的军事才能，逐步统一了厄鲁特各部，势力范围迅速扩张至天山南北，甚至延伸到中亚地区。噶尔丹野心勃勃，不甘于臣服清廷，企图分裂中国，建立一个独立的游牧帝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与沙皇俄国暗中勾结，借助沙俄的支持，不断向周边扩张，严重威胁到清廷对蒙古地区的统治。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噶尔丹率领三万大军突袭喀尔喀蒙古（外蒙古），喀尔喀蒙古各部猝不及防，节节败退。噶尔丹军队烧杀抢掠，喀尔喀蒙古百姓流离失所，被迫向南迁徙，投靠清廷寻求庇护。康熙帝得知后，一方面安抚喀尔喀蒙古各部，为其提供粮食与安置之地；另一方面派遣使者前往噶尔丹处，要求其立即撤军，归还喀尔喀蒙古的土地。但噶尔丹置若罔闻，反而继续向南推进，兵锋直逼乌兰布通（今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境内），距离北京仅七百余里，清廷陷入严重的军事危机。
面对噶尔丹的嚣张气焰，康熙帝决定御驾亲征，以震慑叛军。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康熙帝任命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率领清军主力出古北口；任命常宁为安北大将军，率领清军出喜峰口，兵分两路夹击噶尔丹。双方在乌兰布通展开激战，噶尔丹将骆驼捆绑在一起，组成“驼城”，凭借骆驼的掩护发射火炮，抵抗清军的进攻。清军则以火炮轰击“驼城”，打破了噶尔丹的防御阵型，随后发起冲锋，噶尔丹军队大败，被迫向西逃窜。乌兰布通之战的胜利，暂时遏制了噶尔丹的扩张势头，保障了京畿地区的安全。
然而，噶尔丹并未彻底认输，他退回西北后，重新集结兵力，伺机再次叛乱。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噶尔丹率领军队再次东进，攻占了喀尔喀蒙古的多个部落。康熙帝意识到，要彻底解决噶尔丹问题，必须一举将其歼灭。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帝再次御驾亲征，兵分三路出征噶尔丹：东路军由萨布素率领，从黑龙江出发，切断噶尔丹的退路；西路军由费扬古率领，从宁夏出发，正面迎击噶尔丹；康熙帝则亲自率领中路军，从独石口出发，直扑噶尔丹的主力部队。
同年五月，西路军与噶尔丹的主力部队在昭莫多（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东南）相遇。费扬古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将噶尔丹军队引入预设的埋伏圈。双方展开激战，清军凭借优势兵力与精良的武器，大败噶尔丹军队。噶尔丹的妻子阿奴可敦在战斗中阵亡，噶尔丹仅率领数十名亲信突围逃窜。昭莫多之战的胜利，彻底摧毁了噶尔丹的军事力量，噶尔丹从此一蹶不振。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帝第三次御驾亲征，前往宁夏指挥清军追击噶尔丹。此时的噶尔丹众叛亲离，部下纷纷投降清廷，再加上军中粮草耗尽，疫病流行，已无还手之力。不久后，噶尔丹在绝望中病逝于科布多（今蒙古国科布多省）。噶尔丹死后，其残余势力迅速瓦解，清军顺利收复了西北大片土地。平定噶尔丹叛乱，不仅维护了国家的统一，粉碎了沙俄分裂中国的企图，还加强了清廷对蒙古地区的管辖，筑牢了西北疆域的屏障，为后续对西北边疆的治理奠定了坚实基础。
七、治国安邦：盛世基石的构建方略
在巩固疆域、维护统一的同时，康熙帝始终秉持“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推行了一系列休养生息、革新弊政的措施，为康乾盛世的开启筑牢了根基。在经济上，他废除了鳌拜时期的圈地令，禁止满族贵族掠夺民田，保障了农民的土地权益；推行垦荒政策，鼓励百姓开垦荒地，对垦荒有功的官员予以嘉奖，对垦荒农民给予赋税减免，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此外，他还重视水利建设，多次下令治理黄河、淮河等重要河流，派遣靳辅等能臣主持水利工程，缓解了水患对农业生产的破坏，保障了粮食丰收。为了减轻百姓负担，康熙帝还多次下令蠲免赋税，在灾荒年份开展赈济，稳定了社会秩序。
在政治上，康熙帝完善了中央集权制度，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他改革内阁制度，提升内阁的行政效能，使其成为协助皇帝处理朝政的重要机构；推行密折制度，允许地方官员直接向皇帝上奏，加强了对地方官员的监督；整顿吏治，建立严格的考核制度，严惩贪污腐败、庸碌无能的官员，重用有才能、品行端正的大臣，营造了相对清明的政治氛围。同时，他注重平衡满汉官员的权力，推行汉化政策，恢复科举制度，选拔汉族知识分子参与朝政，缓和了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巩固了统治基础。
在文化上，康熙帝推崇儒家文化，将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他亲自前往孔庙祭拜，表彰儒家学者，组织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等大型典籍，为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重视教育，设立国子监、府学、县学等各级学校，培养人才，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此外，康熙帝对西方文化也持开放态度，聘请西方传教士入宫，学习西方的数学、天文、历法等知识，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八、功过评说：盛世明君的历史定位
康熙帝玄烨在位六十一年，凭借卓越的政治智慧与军事才能，完成了巩固统一、开拓疆域、治理国家的历史重任，其功绩之卓著，在封建帝王中实属罕见。他八岁登基，在权臣专权的阴影中隐忍成长，十四岁亲政后以雷霆手段智除鳌拜，开启了亲政之路；随后平定三藩之乱，结束了南方的割据局面；收复台湾，将其重新纳入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维护了国家领土完整；抗击沙俄侵略，签订《尼布楚条约》，捍卫了北疆的领土主权；三次亲征噶尔丹，粉碎了分裂势力的图谋，巩固了西北疆域。在治国理政上，他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恢复农业生产，整顿吏治，缓和民族矛盾，推动文化繁荣，为康乾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说，康熙帝不仅是大清王朝的巩固者，更是多民族国家统一的捍卫者，他的一系列举措，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走向。
当然，作为封建帝王，康熙帝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在文化上，他为了巩固统治，推行文化专制政策，大兴文字狱，迫害持有不同见解的知识分子，禁锢了思想的自由发展；在对外政策上，虽然前期对西方文化持开放态度，但后期逐渐走向保守，实行海禁政策，限制了中外贸易与文化交流，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与世界的接轨；在立储问题上，他反复无常，导致诸皇子为争夺皇位展开激烈争斗，形成了“九子夺嫡”的混乱局面，给朝局稳定带来了负面影响。此外，他晚年精力不济，对官场的腐败现象有所纵容，导致吏治逐渐松弛，为后续的统治留下了隐患。
但总体而言，康熙帝的功绩远大于过错。他所处的时代，是清初从动荡走向稳定的关键时期，面对内有权臣专权、地方割据，外有列强侵略、民族分裂的复杂局面，他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卓越的治国才能，一一化解危机，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与疆域的稳固，推动社会经济文化走向繁荣。正如《清史稿》所评价的，他“虽曰守成，实同开创”。康熙帝的一生，是为巩固多民族国家统一而奋斗的一生，是为开创盛世而勤勉理政的一生。他所奠定的盛世基业，不仅让大清王朝走向鼎盛，更让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格局得以巩固和发展，其历史功绩，值得永远铭记；而他的历史局限性，也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深刻的借鉴，成为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