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月21日深夜，南京紫金山南麓的梅花山传来一声沉闷的巨响。这座被汪伪政权耗资470万中储券修建、距中山陵仅1.8公里的钢筋混凝土地下宫殿，在150公斤TNT的第二次爆破后终被洞开。

当74军工兵掀开那具外包铅锌合金板、内衬防腐材料的金丝楠木棺时，呈现在众人眼前的，是一具面色惨白却未腐烂的男尸——他头戴礼帽、身着汪伪政府文官大礼服，胸前覆着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而更令人愕然的，是工兵随后从其马褂内袋掏出的一张三寸素笺，上以毛笔工楷写着四字：“魂兮归来”。

汪精卫1944年11月10日病死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灵柩由“海鹣号”专机运回南京。据伪府档案，陈璧君最初拟将丈夫归葬广州白云山，但汪精卫临终口授遗嘱：“吾死愿伴总理左右。”于是伪政府遂在梅花山制高点辟地百余亩，征发三千余名工匠，日夜赶工四个月，建成一座仿中山陵形制、规模仅次国父陵寝的“汪陵”：墓室进深18米，以2米厚钢筋混凝土浇裹，外壁再嵌400斤铁锭防爆网，最里层覆铅锌合金板，浇硫磺石灰浆防腐防撬。墓前神道两侧，原计划列置石像生，后因日本战败而中辍。如此“僭越”，在国民政府高层看来，无异于政治上的再次“篡位”。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即密令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限期平陵”。1946年1月中旬，74军51师工兵营长李东阳携TNT、雷管潜赴南京，桥梁专家茅以升被邀为技术顾问，以防炸及中山陵。第一次爆破仅掀开表层石条，第二次才炸开墓室拱顶。士兵们用铁棍撬开棺盖，棺内防腐药剂气味刺鼻，汪精卫面容瘦削，左颊黑斑清晰——系1935年孙凤鸣刺杀枪伤遗留的铅毒所致。除国旗、礼服外，棺内并无金银陪葬，仅得那张纸条。

何应钦随即命人将遗体抬至墓旁临时搭起的炉灶，浇汽油火化，骨灰连同棺木碎片一并装入麻袋，当夜运至清凉山火葬场侧水沟，就地抛洒。为绝痕迹，工兵又在原址上迅速兴建一座“观梅轩”凉亭，四周遍植梅花，任游人赏花，昔日“汪陵”遂无迹可寻。

“魂兮归来”四字，并非汪精卫绝笔，而是陈璧君在入殓前以工楷写于宣纸，折成方寸塞进丈夫衣袋。典出《楚辞·招魂》，原为屈原呼唤客死异乡的楚怀王魂魄返回故乡。陈璧君以此寄托双重愿望：一者，盼丈夫魂归故国；二者，亦暗含“政治招魂”之意——她始终坚信汪走的是“曲线救国”之路，期待历史终能还其“清白”。据伪府旧员回忆，陈在灵堂内曾喃喃自语：“兆铭，你且安心去，待山河重光，我会为你招魂。”言罢，将纸条塞入其袋，并嘱工匠注入足量防腐药水，意在“留得完躯，以待后世昭雪”。

汪精卫早年因1910年谋炸摄政王载沣而名动天下，狱中赋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被奉为革命志士；孰料三十年后，却以“和平运动”之主事者身份，在南京另立政权，成为举国共讨的“汉奸”。蒋介石与其恩怨，可追溯至1925年廖仲恺遇刺案后蒋汪对“党军”领导权之争，1938年重庆“艳电”更使两人彻底决裂。对蒋而言，炸坟不仅出于民族大义，亦有剪除政治符号、捍卫自身“正统”地位之意。因而，当侍从室主任俞济时将那张纸条呈上时，蒋仅冷哼一声，未发一言，即批“彻底销毁”四字。

“魂兮归来”终究成空。随着骨灰被倒入水沟，汪精卫在物理意义上彻底消失；而历史记忆层面，其名字亦被钉在耻辱柱上。陈璧君本人于1959年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病故，临终前仍喃喃：“历史终将还兆铭公道。”

然而，两岸学界迄今对汪之评价，依旧以“投降”“附逆”为主流。那张素笺，作为其个人悲剧与时代漩涡交汇的唯一实物，现存世者仅余当年工兵偷偷藏下的一帧照片，今藏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号“京档一·九四六·零零七”，成为研究抗战史与政治符号斗争的冰冷注脚。

一张四字纸条，道尽一位才子的歧路、一位妻子的执念、一个政权的覆灭与另一位胜利者对“历史书写权”的独占。梅花山依旧梅花繁盛，而“观梅轩”下，早已无人记得当年爆破的轰鸣。所谓“魂兮归来”，不过是乱世中一声无人应答的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