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潼州血宴（《太平年》开头为影射下列正史惨剧）

开运元年（944年）深秋，潼州城破三日

“列柱——”

校场上，百余根木桩深深夯入冻土。每根柱子上都绑着一名赤裸上身的村民，有男有女，最年轻的不过十三四岁，皮肤在寒风中泛起青紫色。他们的嘴被破布塞住，只有喉间发出困兽般的呜咽。

本文所有图片皆《太平年》剧照

张彦泽披着黑貂大氅，端坐将台。他缓缓抬手，指向那群瑟瑟发抖的新兵——这些少年大多是第一次上战场，握弓的手还在颤抖。

“今日教你们第一课。”他的声音不高，却让全场死寂，“射活靶，才知道箭该往哪里去。”

第一支箭离弦时偏了，擦过老农的肩头，带出一溜血珠。张彦泽皱眉：“废物。”亲自挽弓，一箭洞穿那老农的胸口，箭镞从背后透出，深深钉入木桩。“看清楚了？要这里。”

接下来的一个时辰，校场成了修罗场。箭矢破空声、入肉声、临死的闷哼声交错。有的柱子被射成了刺猬，血顺着木纹淌下，在冻土上结成暗红的冰。新兵们从呕吐到麻木，渐渐能射中要害了。

张彦泽这才露出一丝笑意。他起身踱步，像挑选牲畜般走过那些还在抽搐的身体，最终停在一个壮年樵夫面前。此人虽奄奄一息，肌肉线条依然分明。

“这个肥。”他用马鞭戳了戳樵夫的肋下，“抬下去，剥洗干净，今晚炖了犒赏亲卫。”

当夜，中军大帐肉香弥漫。亲兵们大快朵颐，谁也不敢问这是什么肉。只有几个老兵交换着眼神——这样的场景，从邢州到相州再到潼州，已是第三回了。

帐外，新兵营地里有人低声啜泣。一个火长啐了一口：“哭什么？这世道，不吃人，就被人吃。”

一、沙陀狼种

张彦泽的残暴，根植于他的出身与时代。

其先祖为突厥沙陀部朱邪氏，唐末内附，世代为边将。他生于唐昭宗天祐三年（906年），正是大唐帝国最后喘息之时。童年记忆里充斥着藩镇火并、流民易子而食的景象。父亲张砺曾任后唐庄李存勖的偏将，战死于柏乡之役。临死前对十岁的彦泽说：“这天下是刀把子挣出来的，心软的人不配活。”

同光三年（925年），十九岁的张彦泽投奔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一次剿匪战中，他生擒匪首，当众剖腹取心，蘸盐生食。石敬瑭非但不怪罪，反而赞赏：“真虎狼之士！”从此收为心腹。

《旧五代史》记载：“彦泽目有重瞳，夜中发光，性嗜血。每战毕，必亲至尸堆，择伤口查验兵器效能。”这已超出残忍的范畴，近乎某种病态的钻研。

二、晋辽之间的投机者

天福元年（936年），石敬瑭借契丹之力建后晋，割让燕云十六州。张彦泽在太原保卫战中表现抢眼，但也暴露出反复无常的本性。契丹将领高谟翰曾私下评价：“张彦泽如草原上的鬣狗，只跟最强的狮子。”

石敬瑭死后，其侄石重贵欲摆脱契丹控制。开运元年（944年），契丹大军南侵，张彦泽被任命为北面行营副都部署。此时发生了著名的潼州事件——但这并非孤例。

《资治通鉴补录》保存了一则更骇人的记载：“开运二年春，彦泽驻军贝州。粮尽，命捕城中老弱妇孺百余人，谓之‘两脚羊’。设‘肉市’于营中，明码标价：壮男肉三贯，妇人两贯，童稚一贯。士卒以饷银购之，持肉票领肉。”这种将吃人制度化的行为，在五代军阀中也属罕见。

三、叛卖的艺术

真正让张彦泽跻身历史恶人榜的，是他的背叛。

开运三年（946年）冬，契丹大军再度南下。后晋主帅杜威（杜重威）怯战，张彦泽看出苗头，深夜密访：“将军手握二十万大军，进可自立为王，退可售与契丹。石重贵孤儿寡母，值得效死吗？”

二人一拍即合。但张彦泽比杜威更狡诈——他暗中派心腹联络契丹先锋耶律拔里得，不仅承诺投降，还献上晋军布防图。作为回报，他向耶律德光要求：“破东京后，请许臣专断三日。”

耶律德光大笑应允。他需要这样一条熟悉中原的恶犬。

十二月十七日黎明，张彦泽率两千铁骑奔袭东京。守将皇甫遇本可坚守，但张彦泽在城下喊话：“将军妻小在邺州吧？若开城，保你全家；若抵抗，明日你就能在锅里见到他们了。”皇甫遇面色惨白，开城投降。

四、东京三日的狂欢

进入东京后，张彦泽开始了为期三天的系统性暴行。

他首先直扑桑维翰宅。这位后晋宰相曾多次弹劾他“残虐不法”。当桑维翰厉声质问时，张彦泽的回答成为历史名句：“天子尚且不保，况宰相乎？”令人勒毙桑维翰，却向耶律德光报称“自缢尽节”。

接着是掠夺的狂欢。他发明了“贴封法”：凡看中的宅邸，命士兵用黄纸贴满大门，上书“张宅”，原主人立即沦为阶下囚。其子张继勋更青出于蓝，史载：“继勋率恶少数十，夜闯民宅，掠妇女。有拒者，当场割乳戏耍，投尸洛水。”

最令人发指的是对皇室的侮辱。他强占少帝石重贵的婶母冯氏，命冯氏在宴会上侍酒。当耶律德光的使者高勋质问时，他醉醺醺地说：“契丹皇帝许我三日专断，这才第二天！”

五、鬣狗的末路

张彦泽没想到，自己的残忍成了催命符。

高勋是桑维翰故交，暗中收集其罪证。当东京百姓跪在耶律德光马前哭诉时，契丹主意识到：这条狗已经失控了。

开运四年（947年）正月十八日，耶律德光设下鸿门宴。张彦泽入宫时，侍卫突然发难，将其捆缚。他还强作镇定：“臣有大功于陛下！”

耶律德光的判决简洁有力：“你的功，朕已赏了；你的罪，洛阳百姓要讨。”

行刑当日，东京万人空巷。监斩官高勋特意带来张彦泽常用的铁锁——他曾夸口“此锁非圣旨不可开”。高勋当众砸碎铁锁：“今天子旨意，就是要开你的锁！”

《五代史补》详细记载了行刑过程：“先断其腕，再剜双目，百姓争啖其肉。有老妪持盆接血，哭曰：‘吾儿在潼州被你烹食，今日得饮汝血！’未至凌迟，已气绝。”

讽刺的是，张彦泽的尸骨最后被野狗分食——一个以人肉饲军的将领，终究成了畜生的食物。

六、尾声：血土与文治的轮回

处决张彦泽的刑场，很快被一场大雪覆盖。东京的百姓在短暂的快意恩仇后，面对的依旧是契丹铁骑的刀锋与一个未知的明天。耶律德光并未带来秩序，他很快在“中国人难制”的叹息中北撤，中原再次陷入军阀混战的旋涡。张彦泽的血渗入泥土，仿佛只是为这个嗜血的时代，再添了一抹寻常的暗红。

然而，历史的河道正在无人察觉处剧烈转向。那个曾与张彦泽同朝为官、却选择截然不同道路的年轻人赵匡胤，即将黄袍加身。他所开创的宋朝，将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智慧，来彻底封印张彦泽所代表的五代魔咒。

宋朝的“文治”密码，首先在于对武力进行了制度性驯化。 太祖“杯酒释兵权”的佳话背后，是一整套精密的制度设计：枢密院调兵，三衙统兵，将领定期轮换，使“兵无常帅，帅无常师”。更重要的是，彻底废除了盛行于五代的“首级论功”制。从此，军功的评定不再取决于砍下了多少人头、制造了多少恐怖，而在于攻克城池、完成战略目标。张彦泽们赖以发家、并不断刺激其人性之恶的那套野蛮激励，从根源上被切断了。军队从私人的暴虐工具，重新回归为国家的防御屏障。

其次，是“士大夫”政治伦理的重塑与“道理最大”原则的确立。 宋太宗赵光义曾直言：“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以文德致治。”朝廷将科举制度推向顶峰，大量寒门士子通过“十年寒窗”而非“一刀一枪”进入权力中心。他们诵读的是儒家经典，信奉的是“仁政”“爱民”。朝堂之上，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那种武将一言不合便拔刀相向、视文臣如草芥（如张彦泽虐杀桑维翰）的恐怖政治，被奏议、辩论、台谏的制度化博弈所取代。即便有分歧，也需在“道理”的框架内争辩。这种新的政治文化，让张彦泽式“天子尚且不保，况宰相乎”的丛林逻辑，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最终，这种“文治”追求一种更高层次的合法性——人心的认同。 五代政权如同走马灯，其统治完全建立在军事威慑之上，民众只是被掠夺的对象。而宋朝则致力于通过发展经济、繁荣文化、保障民生来赢得“民心”。正如《太平年》一剧所深刻描绘的主题：真正的“太平”，并非武力压服下的短暂平静，而是人心思定、文化昌明、制度有序的持久安宁。剧中，吴越王钱俶最终做出“纳土归宋”的艰难决定，其核心驱动力，并非惧怕宋军的兵锋，而是看到了天下统一的必然大势，与“兵不血刃而万民得安”的更高道义。这种基于理性计算与民本思想的归顺，与张彦泽纯粹出于私欲和残暴的叛卖，构成了云泥之别。

因此，当我们从电视剧《太平年》那充满理想主义色彩与和平主义叙事的视角，回望张彦泽覆灭的那个血腥清晨，便获得了更深邃的历史纵深感：

张彦泽的悲剧，远不止是一个恶人的伏法。他是一个时代的“特产”，也是那个时代的祭品。他和他所代表的武力至上、道德沦丧、人欲横流的五代规则，最终被历史的进程所抛弃和埋葬。宋朝的“文治转向”，正是对五代之乱最彻底的拨乱反正。它用制度替代了豪赌，用道理约束了刀剑，用长治久安的追求覆盖了即时掠夺的快感。

《太平年》所讴歌的“纳土归宋”，正是这一伟大转型中最富象征性的落幕。而张彦泽，则永远被定格在了落幕前最黑暗的序幕里。他的故事警示后人：失去文明制度与伦理约束的纯粹武力，无论多么嚣张一时，其本质是虚弱的，其结局是必然崩塌的。因为人类对真正“太平”的向往，对秩序与文明的渴望，终将汇聚成不可逆转的洪流，冲刷一切血污，开辟出新的河道。

历史的讽刺莫过于此：以毕生之力践行“弱肉强食”的张彦泽，最终证明了，真正强大的，永远是那些致力于让弱小者也能有尊严地活下去的文明力量。这，或许就是我们从五代乱世的血色残阳，走到宋朝文治的清明曙光中，所能获得的最珍贵的历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