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音作为“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有着独树一帜的“双祖师”传承——东汉蔡邕以焦尾琴定音律之根，铸就南音的文人雅骨；五代孟昶以宫廷雅乐融民间曲调，搭建南音的形制之架。二人一主内韵、一主外形，共同滋养了这份非遗瑰宝。本文结合史料与民间传说，拆解双祖师的差异化贡献，厘清南音千年传承的脉络。

如同木匠尊鲁班定技艺准则、戏班敬田都元帅护行业平安，每门传统技艺的祖师爷，都承载着专属的精神内核与传承使命。而被誉为“活态非遗”的南音，却打破“一业一祖师”的惯例，坐拥两位核心祖师：一位是东汉才子蔡邕，以琴韵定音律，为南音注入文人雅韵；一位是五代后蜀主孟昶，以乐制塑形态，为南音搭建流传根基。一内一外、一雅一融，两条脉络交织共生，才成就了南音跨越千年的古朴风华。

若论南音的“灵魂底色”，必追溯至东汉蔡邕——他是南音的“音律之祖”，以极致的琴艺与乐理，为南音刻下文人雅乐的基因。蔡邕博学多才，通辞章、晓天文，对音律的敏感度更是冠绝古今。最广为流传的“闻火辨良木”典故，便尽显他对音律的极致追求：途经吴地时，他听闻他人烧桐木做饭，木材爆裂之声清越绵长、不似凡品，当即断定这是制琴的绝世良材，急忙上前拦下，将烧得半焦的桐木取回，精雕细琢成琴。此琴音色醇厚空灵、余韵悠长，因琴尾残留焦痕，得名“焦尾琴”，与“号钟”“绕梁”“绿绮”并称上古四大名琴，成为音律极致的象征。

蔡邕对南音的滋养，远不止一把焦尾琴。他所著《琴操》，是现存最早系统介绍琴曲的专著，详尽梳理古琴的指法、韵律与曲式逻辑，为后世南音的音律体系埋下核心伏笔。更令人称奇的是他“听音辨心”的绝技：曾受邀赴邻人宴席，至门口便闻屏风后琴声暗藏杀心，当即转身离去。事后才知，弹琴者彼时正见螳螂捕蝉，心绪紧绷间，无形杀意在琴声中流露。这份“以声传情、以韵表意”的音律洞察，恰是南音最核心的艺术特质，也让南音始终保有文人雅乐的清贵风骨。

与蔡邕的“以韵立根”不同，五代后蜀主孟昶，是南音的“形制之祖”——他不重单一音律的极致，而重乐调的融合与传播，为南音搭建起可落地、可流传的形态框架。孟昶虽生于乱世，却极具音乐造诣，与擅长宫诗的花蕊夫人夫唱妇随，摒弃宫廷雅乐的刻板，主动汲取秦川民间曲调的鲜活灵气，将二者巧妙融合，缔造出兼具华贵与烟火气的蜀地音乐体系。在他的引领下，宫廷乐师深耕旋律编排与演奏技法，让这套音乐有了清晰的形制，为南音的雏形筑牢了根基。

公元965年，赵匡胤平蜀后，花蕊夫人携西川139名乐工入宋都，将孟昶主导缔造的管弦乐带入宫廷乐坊。这套融合南北韵味的曲调，并未局限于宫廷，反而顺着商贸与迁徙的脉络流传至闽南，与当地本土音乐碰撞交融，褪去宫廷浮华、吸纳市井灵气，最终演化成如今的南音，时人称之为“南曲”。因孟昶为这套乐调的源头，南音艺人便尊他为“郎君祖师”，为其设立专属“郎君府”供奉，成为守护行业传承的精神象征。

福建东山至今留存着两座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郎君庙，是全球仅存三座郎君庙中最古老、规模最大的两座，见证着孟昶对南音的深远影响。庙中孟昶神像头戴冕旒，左右侍童分持南音核心乐器笛与拍板，尽显宫廷雅乐渊源与南音特色。旧时南音艺人学艺前，必到郎君庙进香祈福，饮下象征传承的“老爷茶”，祈愿记性精进、技艺纯熟，这份仪式感代代相传，成为连接孟昶与后世艺人的精神纽带。庙旁御乐轩南音社珍藏的孟昶古木雕像、古琵琶，与古轩址、工尺谱并称“国际南音四宝”，定格了这份传承的印记。

蔡邕与孟昶，虽所处时代相隔千年、身份境遇迥异，却共同成就了南音的传奇。蔡邕以文人风骨定调，让南音有了“以韵表意”的灵魂，守住了雅乐的底色；孟昶以融合之智塑形，让南音有了可流传、可演化的框架，接上了市井的地气。一主内韵、一主外形，一守雅、一尚融，这种兼容并蓄的特质，让南音在千年流转中未被时代淘汰，最终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如今，泉州国际南音大会唱的舞台上、东山御乐轩的古巷中，洞箫与琵琶的旋律依旧悠扬。焦尾琴的雅韵与郎君庙的香火交织，蔡邕的音律智慧与孟昶的融合理念，随南音代代传唱。这也印证了：传统技艺的传承，从来不是单一维度的延续，而是多元养分的共生——唯有守住核心灵魂、适配时代流转，方能让文化瑰宝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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