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其实是蒋介石自己逼出来的，为什么这样说？
毛主席与周恩来
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但这时的蒋介石并没有明确表示要抗日，还在继续加紧追剿中共和中共领导的红军，因此，中共中央提的是“抗日反蒋”的方针。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指导下，毛主席把工作重点都放在了有可能进行联合的东北军和第17路军上面。几个月的努力后，红军同东北军、第17路军达成秘密协议。
协议的核心内容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由此开始形成双方互不侵犯、互相通商、互派代表的新格局。这一格局的形成，无疑证明了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是非常英明的。
但很显然，在争取东北军和第17路军的同时，南京政府更是必须要努力争取的。这时，南京政府也开始通过各种途径派人同中共开始接触，他们的代表还来到陕北。
毛主席和张闻天等人向南京政府代表提出包括“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在内的五项要求。1936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专门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
毛主席在报告中明确指出，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全国民众要求抗日的形势下，内部已经开始发生分化。因此，我们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是，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下，采取不同斗争策略。
对民族反革命派，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对民族革命派，采取各个争取的策略；对民族改良主义者与民族革命派的左翼采取建立坚固同盟的策略。
毛主席还具体分析了东北军的特点，以及对东北军采取的策略。毛主席认为，东北军抗日情绪高涨，愿意与我们合作。我们对张学良要互不侵犯，共同抗日，可以派全权代表和他谈。
毛主席给出的原则是：不管是什么派别，我们都可以同他们谈判，但在基本原则上不能让步。会议决定，周恩来作为中共的全权代表，前往延安与张学良进行谈判。
针对国内抗日情绪高涨，以及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可能发生态度转变，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对待蒋介石的态度也开始发生变化。4月9日晚，毛主席在致电张闻天时提出，不宜发布讨蒋令。
当天晚上，周恩来在延安同张学良会谈。周恩来首先表态，说，中国共产党过去是主张抗日反蒋的，但现在愿意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以此，也愿意听一听张学良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张学良与杨虎城
张学良表示，根据他同蒋介石的接触以及观察来看，蒋介石还是有抗日的可能性的。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要设法扭转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真正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周恩来表示，同意张学良提出的逼蒋抗日或者联蒋抗日的主张，他会把这个意见提请党中央郑重考虑后，再答复张学良。张学良很高兴，表示，希望中共外边逼，他在里面劝，把蒋扭转过来。
红军东征山西回来后，毛主席和朱德联名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通电中再也没有提“讨蒋”和“反蒋”的口号，称蒋介石为“蒋氏”，专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不久，西南发生抗日反蒋的“两广事变”。毛主席敏锐指出，时局已经发展到了新的阶段，日军侵入华北，国民党中央势力退出华北，中国内部整个都起了很大变化，我们的重心是请蒋出兵抗日。
与此同时，毛主席全方位展开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通过东征时抓获的俘虏同阎锡山联系，表示红军愿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并派出彭雪枫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联络阎锡山。
毛主席还以写信的方式，大量联系各方各派代表人物。比如，国民党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等人，积极争取同他们实行合作抗日。
在此期间，毛主席把更多精力还是放在了对东北军和第17路军的工作上。7月27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现在要把扩大联合战线放在第一位，我们不该关起门来。
毛主席非常关心张学良所处的复杂环境，去信提醒他，无论如何不要再去南京，要十分防备蒋介石的暗害阴谋。毛主席又致信杨虎城，并通过中间人联系杨虎城，希望他下决心联共抗日。
这其中，最难处理的莫过于与国民党蒋介石的关系。6月20日，中共中央主动发出《致国民党二中全会书》，表示愿意与国民党密切合作共同抗日。受此影响，国民党包括蒋介石的态度也在变。
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随后，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在同日本驻华大使谈判时，态度也开始变得强硬起来。
根本原因就是，日本加大对中国的侵略，已经威胁到了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统治地位。在这种形势下，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就“国共关系和统一战线”问题作报告。
杨虎城
毛主席非常敏锐地指出，我们要看蒋介石在抗日上做到怎样的程度，再同他谈统一，我们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要注意提高对同盟者的警戒性，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
9月中旬，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三次就目前政治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长篇发言，他提出，只有共产党才有力量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这样的领导，还要我们去争取。
会后，毛主席亲笔草拟了《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主要包括八条内容。这个草案，后来成为国共两党谈判的基础，也是中共同各地方实力派通过谈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
为了尽量争取国民党政府，毛主席亲自致信国民党政府的若干军政要员，对他们提出“停止内战，一直抗日”的主张，力陈抗日救国大义。并致信各派政治势力代表，争取他们的理解与支持。
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努力下，到了1936年秋，红军和东北军、第17路军的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在西北地区，已经初步形成了红军和东北军、第17路军“三位一体”的新格局。
但最难处理、也最复杂的还是同国民党蒋介石的关系，根本原因就是，蒋介石对中共的猜疑和忌惮实在太深。他始终认为，如果要解决中共问题，就是要中共投诚，由国民党收编。
但很显然，这样的要求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蒋介石坚持认为，用武力强行解决掉中共才是“上策”。因此，他一面邀请周恩来去广州或香港会谈，一面又调集军队继续“围剿”红军。
蒋介石这么做，就是企图在战场上对红军给予严重打击后，他就可以在谈判桌上取得谈判的优势地位。对此，毛主席对蒋介石国民党采取了多种斗争手段，毫不客气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2月1日，毛主席同朱德等18位红军高级将领联名致信蒋介石，批评他调集胡宗南部等军队进攻红军和苏区的做法，希望能化敌为友、共同抗日，蒋介石却把毛主席的忠告视为软弱可欺。
12月4日，蒋介石带着一批军政要员和亲信，飞抵西安，逼迫张学良和杨虎城围剿红军。张扬二人痛哭流涕向蒋介石“苦谏”，却遭到蒋介石的严厉训斥。12月12日，发生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在毛主席正确方针的处理下，周恩来亲赴西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使得“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成为可能，及时地引导形势向抗日救国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西安事变（舞台剧照）
可以说，在“西安事变”的发生，完全是蒋介石自己作出来的。日军侵华野心已经完全暴露的情况下，他一意孤行要军事剿共，不顾国人强烈的抗日意愿，这才导致“西安事变”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