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的名义》中，祁同伟这个角色之所以令人难忘，不仅因为他从缉毒英雄沦为阶下囚的戏剧性命运，更在于他内心深处那套自洽却扭曲的价值逻辑。而在这套逻辑的底层，藏着一本他反复研读、奉为圭臬的书——《韩非子》。

很多人只看到祁同伟跪着求权、攀附梁家，却没注意到，他书房里那本翻得卷了边的《韩非子》，才是他精神世界的真正底色。他不是不懂道德，而是选择不信；他不是没有理想，而是被现实碾碎后，用法家思想给自己锻造了一副铁甲。

那么，为什么是《韩非子》？又为什么偏偏是祁同伟？

韩非子的核心思想，可概括为“法、术、势”三字。其中，“法”讲制度，“术”是权谋，“势”则是权力地位。对祁同伟而言，最打动他的，恐怕不是“法”的公正，而是“术”的精妙与“势”的必要。

《韩非子·难三》有言：“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意思是，真正的权术，要藏在心里，不动声色地驾驭众人。这不正是祁同伟在汉东官场的真实写照？他表面谦卑，实则步步为营；看似服从，实则暗中布局。从公安厅到山水集团，他每一步都踩在“术”的刀锋上。

更重要的是，韩非子强调：“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韩非子·难势》）——光有才能没用，必须掌握“势”，即权力地位。这对出身农村、毫无背景的祁同伟来说，简直是醍醐灌顶。他曾拼死立功，却因没有“势”而被发配偏远乡镇。那一刻，他彻底明白了：在这个世界，英雄不如贵胄，忠诚不如站队。

于是，《韩非子》成了他逆袭的理论武器——既然规则由强者制定，那就必须成为强者。

年轻时的祁同伟，并非天生冷血。他是缉毒英雄，身中三枪仍冲锋在前；他爱高小琴，也曾真心想带她“胜天半子”。但现实一次次告诉他：英雄无用，清高无益。

这种幻灭感，恰与韩非子对儒家“仁义”的批判遥相呼应。韩非子在《五蠹》中直言：“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在他看来，道德说教在乱世中毫无作用，唯有严刑峻法、赏罚分明才能治国。祁同伟虽未治国，却深谙此理——在官场这个“微型战国”，温情脉脉只会让你出局。

于是，他抛弃了曾经信奉的“英雄主义”，转而拥抱韩非式的冷峻现实。他不再相信公平，只相信筹码；不再追求正义，只计算利益。他像韩非笔下的“明主”一样，把所有人当作棋子，包括他自己。

然而，韩非子的思想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他主张君主用“术”控臣，但自己最终却被同窗李斯陷害，死于狱中。这正揭示了法家体系的最大缺陷：当所有人都信奉权谋，无人再守底线，系统终将崩塌。

祁同伟的命运亦如此。他用《韩非子》武装自己，却忘了韩非子从未承诺过“成功”，只描述了权力的残酷逻辑。他以为掌握“术”就能掌控命运，却不知自己早已沦为“势”的奴隶。当他站在孤鹰岭举枪自尽时，喊出的不是“我错了”，而是“去你妈的老天爷”——这恰恰暴露了他内心的绝望：他一生都在对抗命运，却始终被困在法家的牢笼里。

今天重读祁同伟与《韩非子》的关系，并非为他洗白，而是警醒：当一个人把权谋当作信仰，把成功当作唯一尺度，再聪明的头脑，也会走向自我毁灭。

《韩非子》是一面镜子，照见权力的本质，也照见人性的深渊。它不该被当作升官发财的秘籍，而应成为理解制度、警惕异化的思想资源。

祁同伟的悲剧，不在他读了《韩非子》，而在他只读了《韩非子》。若他同时读点孟子的“浩然之气”，或庄子的“逍遥游”，或许结局会不同。

可惜，寒门子弟往往等不及慢慢修身，他们只想快点赢。而历史一再证明：靠术赢一时，靠道赢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