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文坛星空中，郭登以“武将能诗”的独特身份占据重要一席。茶陵派领袖李东阳盛赞其为“明代武将之冠”，清人王士祯更将他列入古今名将能诗十一人之列，足见其文坛地位之特殊。今天，我们就来欣赏郭登的十首诗。

据是资料记载，郭登于“土木堡之变”后镇守大同，以八百骑兵大破瓦剌数千之众，凭智勇筑牢北疆屏障，官至定襄伯、中军都督府掌事，获谥“忠武”；他不仅仅是一位武夫，在文坛上，他打破武人无文的偏见，其诗兼具金戈铁马的刚健与风花雪月的灵秀，语言平易却意蕴隽永，既有唐人遗风，又含边塞真味，为明代诗歌注入了慷慨苍凉的刚健之气。

郭登是濠州钟离临淮人，也就是现今安徽凤阳临淮关镇人，生于明朝永乐至宣德年间的勋贵世家。当时明朝虽处于仁宣之治的余温，但北疆瓦剌虎视眈眈，边患渐起，而文化上则承续明初文脉，茶陵派初兴，诗文创作兼顾典雅与实用。史载其七岁能诗文，十岁成文，却未记载明确文坛师承，更多是凭借天赋与博览群书自学成才。

他的人生中流传着两则趣闻：一是“智拒英宗”的故事，景泰元年，也先挟持英宗至大同城下，企图胁迫开门，郭登深知这是敌军诡计，一面假意应承，一面暗中部署救驾退敌之策，最终迫使也先挟持英宗退兵，既保全了大同城，又未失君臣之义；二是“巧制军械”的佳话，他不仅善战，更善革新兵器，发明“搅地龙”“飞天纲”等攻守器具，挖掘深壕覆以土木，敌军误入便触发机关，顷刻数里皆陷，还仿制偏箱车、四轮车，中藏火器、钩环相连，攻防一体，时人传为奇谈。

他的家庭背景显赫，为明初开国功臣武定侯郭英的曾孙，勋贵世家的出身为他铺就了文武双全的成长之路。他自永乐二十二年起入仕，授勋卫，后随王骥征讨麓川、随沐彬远征腾冲，累功升任锦衣卫指挥佥事、都指挥佥事。“土木堡之变”后，他临危受命镇守大同，升都督同知、总兵官，沙窝大捷后封定襄伯，获赐世袭诰券。

英宗复辟后，他遭弹劾贬谪甘肃，宪宗即位后复爵，历任甘肃总兵官、中军都督府掌事，总领神机营，提督十二团营，终其一生身居军政要职。官场对他评价两极却不失公允：叶盛赞其“廉而尚谋，有古良将风”，祝允明称其守大同“极效劳烈，大小数十百战未尝挫衄”；刘吉则指出他“局量狭隘，挟术尚权”，但仍认可其“博闻强记，诗文有奇气”，可见其才干与性格的复杂性。

郭登的性格慷慨激昂且心思缜密，既有武将的刚毅果敢，又有文人的敏感细腻。他治军时与士卒同甘共苦，亲为伤兵裹伤敷药，誓与城池共存亡；贬谪时虽心怀愁思，却不坠青云之志。交往中，他与茶陵派领袖李东阳惺惺相惜，受其文学审美影响较深，亦与军中同僚、地方官员多有唱和。其诗作现存七十一首，另有与父兄合著的《联珠集》（已佚）及奏疏一卷。

他的诗歌思想兼具爱国情怀、边塞豪情与人生感慨，既饱含“誓扫匈奴不顾身”的报国之志，也有“客中春晚倍思乡”的贬谪之愁。艺术上，其诗或沉雄浑厚、或委婉生动，如《甘州城西》“甘州城西黑水流，甘州城北黄云愁”，以苍凉意象勾勒边塞风光，被袁嘉谷赞为“唐四家具体而微”；分类上则涵盖边塞诗、咏物诗、送别诗与怀古诗，边塞诗如《经旧战场》悲叹战乱之苦，咏物诗如《萤》寄托爱憎，送别诗如《送人回京》抒发愁绪，每一类都独具特色，成为明代诗歌中武将文人双重身份的鲜活注脚。

总的来说，郭登以武将之身挥毫泼墨，用诗文记录烽火岁月，其作品既是明代边患历史的见证，也是文武交融文化精神的体现。他的诗歌打破了文臣与武将的创作壁垒，为后世留下了兼具刚健与温情的文学瑰宝，至今仍能让读者在字里行间感受到那位古将星的铁血丹心与诗意情怀，下面我们来欣赏他的十首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