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国民党上将陈仪去南京参加绝密会议。当蒋介石在会上宣布人事调整时，陈仪大吃一惊，难道策划起义的事情暴露了？

陈仪早年参加光复会，走上革命道路。1926年，陈仪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军长，挥师北伐。在与孙传芳的作战中，陈仪被蒋介石看中，受到重用。

抗日战争期间，陈仪任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授陆军上将，后又兼任代理陆军大学校长。陈仪虽说是行伍出身，形象“十分彪悍”，但却是个能文能武的人物。

早在1920年，陈仪办过银行和钱庄，担任“总司令”“校长”期间，他还兼任过省政府主席。可以说，陈仪是军人出身，但不好“武”，是不可多得的既懂军事，又懂财经民生的“多面手”。

1945年，台湾光复之后，时年63岁的陈仪接管台湾管制权，他从金融入手，成立台湾银行，在台湾发行了新货币，阻止大陆的法币流入台湾，这是他对当时台湾做的最大贡献。

1947年，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蒋介石很生气，将陈仪召回大陆，宣布“永不任用”。丢了官的陈仪回到故乡绍兴，看到民生凋敝的景象，不禁对效忠的“党国”产生了怀疑。

1948年6月，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为保“半壁江山”，蒋介石一改往日对陈仪的态度，重新起用他为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对国民党心灰意冷，但架不住同僚劝说，最终接受任命。

潜伏在陈仪身边的地下党捕捉到了他的变化，抓住一切机会积极地做策反工作。陈仪早有此打算，他对地下党说：“只要让浙江百姓免于战火，我在所不辞。”

然而，此时的陈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光杆司令”，他急需启用一批与自己共事多年的亲信。

陈仪想到的第一个人是汤恩伯。

早年，陈仪对汤恩伯有知遇之恩，汤得以飞黄腾达。得了恩惠的汤恩伯对陈仪说过：“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陈老。”之后，汤恩伯又拜陈仪为师，以长辈之礼侍奉左右。

陈仪向蒋介石举荐汤恩伯担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并多次暗示他一致行动，及时响应解放军渡江。

陈仪启用的另一个人，是与他共事十五年的老部下毛森。

作为军统特务，毛森表现十分出色，而陈仪对他的所作所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还举荐他担任浙江省警保处处长。殊不知，陈仪的这一举动，对自己日后构成了极大威胁。

1948年底，新华社公布了国民党战犯名单，各省主席都在上面，但陈仪并不在列，这引起了毛人凤的怀疑，他命令毛森密切监视陈仪动向。

而后，陈仪签署给毛森的几道命令，成了他“通共”的间接证据，一是示威游行，不能随便动武抓人；二是对监狱中关押的“政治犯”，没有直接证据，可释放回家“改过”。

掌握这些证据之后，毛人凤向蒋介石做了汇报。蒋介石听罢，大骂陈仪“吃里爬外”，但仅凭这些“间接证据”，无法做实陈仪的“通共”罪名。

再说，现在蒋介石的处境十分尴尬，李宗仁选举成为“总统”，蒋介石处在“下野”前夕，自顾不暇，只得安排毛人凤继续监视陈仪，随时汇报情况。

毛森暗中联络汤恩伯。起初，汤恩伯对陈仪的秘密部署守口如瓶，但威逼利诱本就是毛森的强项，他用傅作义作比较，分析陈仪不具备傅作义的条件，起义不会成功。

见汤恩伯犹豫了，毛森继续攻心道：“老哥有没有想过，你提前与‘总裁’站在一起，假设起义失败，起码能到台湾享福，若是与‘总裁’背道而驰，你可就身败名裂了！好！就算你能成功，在‘共党’战犯名单上可有老哥你啊！”

汤恩伯彻底动摇了，将陈仪起义的计划全部告诉了毛森。很快，这一消息传到蒋介石耳朵里……

1949年1月18日，蒋介石“下野”的前三天，在南京召开秘密会议，讨论人事安排。参会人员望眼欲穿，蒋介石开这个会，实际就是安排“下野”期间的工作，给众人提个醒，到底谁才是“自己人”，陈仪也在参会人员之列。

“……至于汤恩伯，我看让他担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吧。”蒋介石在会上安排。陈仪心里一惊，这表示汤恩伯已投靠了蒋介石，自己策划起义的事暴露了。

果不其然，陈仪回家之后受到监视，2月23日，陈仪被秘密扣押，4月28日，又被押解到台湾。蒋介石念他年事已高，本想给他一次机会，但陈仪决心赴死。

1950年6月18日，陈仪被枪杀在台湾刑场。世人有言，陈仪用人不当，识人不明，才落得悲剧下场，但在最后时刻，他却用生命诠释了矢志不渝的革命精神。

在蒋介石那里，汤恩伯虽然“立了大功”，但蒋介石却瞧不起这个出卖老师的小人。或许是报应，陈仪就义之后，汤恩伯就病了，1954年赴日治病期间，死在了手术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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