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人民币已成为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力量，2024年跃居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和第三大支付货币，但美元信用下降促使货币竞争趋向寡头化，人民币国际化仍面临功能发挥不平衡等关键制约。文章建议增加高质量安全资产供给，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制度，深化期货市场开放，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并加强开放条件下资本市场监管能力建设。
人民币国际化正迎来一个新的战略机遇期。特朗普政府提出“美国优先”“对等关税”等政策主张，深刻影响着“二战”以来逐步形成并延续至今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国际货币体系格局。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显著加大，美国“例外论”难再维持，美股、美债、美元频现“三杀”。在国际货币体系深刻调整的背景下，美元信用基础持续削弱，其“嚣张的特权”不再如以往般稳固，黄金以及欧元、人民币等非美元储备货币相继出现升值。
一、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进展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伴随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呼声的高涨和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提出，国内外围绕相关议题的研究成果迅速累积，逐步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人民币国际化研究框架。
（一）国际货币三大基本职能均以国家信用为支撑
理论认为，货币的本质是信用，其基本职能包括计价单位、交易媒介和价值储藏，主要应用于国际贸易的计价与结算、国际金融的计价与交易和国际官方外汇储备等三大领域。三项职能相互关联、彼此支撑，而其背后均离不开强大的主权实力和政府信用。国际货币通常由当时全球最强经济体的主权货币担当，如18世纪的荷兰盾、19世纪的英镑、20世纪的美元。无论是历史上的“金本位”、还是“美元挂钩黄金”，其信用基础均源于黄金这一天然货币。美元作为法定货币，其信用实质上体现的是美国的经济实力、政府信用和制度保障所构成的国际信用。
（二）四大关键因素影响货币国际化进程
实证研究表明，四个要素至关重要：（1）超大规模经济体量，只有大型经济体才具有相当规模体量的贸易往来及其相应的金融活动。（2）深厚而广泛的金融市场，为国际投融资提供流动性，管理风险，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3）币值稳定，与宏观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多元性、政策透明度及法治基础等密切相关。（4）网络外部性，增量用户提升存量用户效用，使国际货币呈现显著的使用惯性和变迁惰性。
（三）人民币是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进步力量
国际货币体系是全球化的支配力量，是我国必须积极争取的全球治理关键制高点。现行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弊端日益突出，改革势在必行。我国作为全球多极化格局中的重要力量，其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与西方截然不同，既是发展中国家，也是全球化进程中坚持市场经济并与西方深度合作的大国。人民币国际化是中美大国战略竞争格局下的客观选择，其现实目标并非取代美元，而是促进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均衡化，制约美元霸权的为所欲为，这符合我国经济大国、贸易大国的根本利益。
（四）实证研究显示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稳步提升
Zhou et al.（2020）认为，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加速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Song和Xia（2020）基于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2010—2015年数据的研究表明，人民币双边互换协议（BSA）对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可促进双边贸易的数量和价值，提高人民币跨境结算比例。Lee和Lim（2024）指出，中国对外人民币使用网络不断扩大，对内金融市场的深度与开放程度也持续增强，人民币国际化已进入加速阶段。Cui et al（2024）通过研究发现，经济竞争力是推动货币国际化的重要因素，预计到2035年之前人民币将在国际地位上超过英镑和日元，但与美元仍将保持较大差距，特别是在储备货币功能方面。
二、人民币国际化已取得积极进展，综合利益大于成本
强大的货币是金融强国的重要支柱。自2009年启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以来，人民币国际化取得突破性进展。2015年人民币成功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2022年其权重上调至第三位；2022年成为全球外汇交易市场第五大交易货币；2024年升至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并成为第七大国际储备货币。按全口径计算，人民币已位列全球第三大支付货币。
实践证明，人民币国际化显著提升了贸易结算效率和风险管理能力，推动了人民币利率与汇率市场化改革，以及股票发行注册制等一系列金融深化改革，综合效益十分显著。随着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地位的持续提升，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边际收益将愈加突出。
（一）微观主体的便利性大幅增强
对企业而言，人民币国际化有效降低汇率波动带来的财务不确定性，显著提升跨境资金获取的便利性和成本优势，并有助于增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定价话语权和结算自主权。截至2024年，人民币在我国货物贸易结算中的占比约为30%，在跨境收付款中的占比超过50%。“熊猫债”年发行规模近2000亿元，融资成本低于美元债150个基点以上。对金融机构而言，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拓展跨境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推动金融产品创新和服务体系升级。2024年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总额达931亿美元，同比增长超39%，占整体发行规模的41%。对投资者而言，更为多元的人民币资产配置渠道及更便利的跨境支付体系显著提升了财富管理的灵活性和效率。
（二）宏观经济稳定性与金融体系韧性进一步增强
一是提升直接经济收益。人民币国际化可带来国际铸币税收入，提升我国在全球资本市场的融资能力，有效缓解货币错配风险，使国家能够更多使用本币而非外币融资，从而减少汇率波动带来的冲击。二是增厚制度改革红利。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金融改革深化、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储备资产多元化，并有助于重塑基础货币投放模式，进一步强化开放条件下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三）促进国际多边合作，助推全球货币金融治理改革
从金融合作角度看，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了全球资产配置的基础设施，为国际投资者提供重要的货币选择；人民币跨境使用与“一带一路”、RCEP深度融合形成战略协同，有力提升区域一体化的金融支撑能力。从全球治理角度看，人民币国际化正在推动全球金融秩序向更加公平、包容的方向演进，通过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话语权，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关键的货币锚选择，增强其应对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
（四）人民币国际化利大于弊，相关风险可在高质量发展中得到妥善化解
对微观主体而言，企业在跨国经营中仍可能面临币种、期限错配等挑战，金融机构也需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应对跨境业务复杂性上升。对宏观调控而言，预期管理难度加大，资本项目开放与跨境监管之间的平衡更具挑战性。人民币资产需求的上升可能带来汇率短期过度升值压力。在开放水平、规则接轨与监管协调尚不充分的背景下，也要关注国际金融摩擦和外溢冲击的潜在增加。
总体来看，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风险挑战难以避免，但从国际经验和我国实践看，只要货币国际化进程与国家整体实力相匹配，与金融体系改革相协同，其带来的制度红利与战略收益必将显著超越阶段性成本。当前我国经济实力与人民币国际地位仍存在明显落差，主要体现在人民币的各项国际指标仍远低于我国在全球经济、贸易和金融中的份额。在这一国际地位仍处于稳步提升的阶段，人民币国际化的综合收益将更加凸显。
三、人民币国际化迎来重大历史机遇
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深刻变动，我国经济保持稳步高质量发展，金融改革与对外开放持续深化，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稳步提升。
（一）美元国际信用趋降
2025年以来，随着特朗普再次执政，美国政策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显著下降，全球“去美元化”趋势有所加快。一是美国财政状况持续恶化，美债作为传统安全资产锚的地位受到质疑。据美国国会办公室（CBO）预测，“大而美法案”将进一步恶化未来十年财政赤字，至2034年美债务率将突破124%。二是美国依托美元霸权频频使用制裁手段，使国际社会对美元币值稳定性及其未来预期更加谨慎，多个国家开始配置黄金、比特币以及其他小型货币（商品货币）作为替代性储备资产。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降至近十年新低，从2015年的66%降至2025年初的58%。
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国际货币的规模性、网络性和使用惯性不可低估。美国经济周期变化与科技创新能力仍可能推动美元强势，美国维护美元霸权的能力与意志也不能忽视。从历史经验来看，美元在面临挑战时，美国往往通过新一轮科技革命实现战略反转。此外，美国仍主导国际金融秩序，在多项重大国际议题中拥有否决权，并善于借此维护美元霸权。当前美国还通过推动稳定币等新型货币工具来扩展全球美元应用场景和支付网络，提高其他货币替代美元的门槛。总的看，尽管美元国际信用有所下降，但直言“美元拐点论”“美元崩溃论”仍过于轻率，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道路也必然是一个长期、曲折和渐进的演进过程。
（二）国际货币竞争进入寡头竞争阶段
人民币在非美元货币中独具竞争力，未来有望与美元、欧元形成“三足鼎力”之势。目前，欧元区贸易强，但缺乏统一的金融市场，交易活跃度偏低，政策协调成本高、落地执行效率低。依靠欧盟统一市场与制度整合实现了区域内国际化，但因财政分治削弱了全球储备货币竞争力。英镑金融强，但经济体量及国际贸易份额较小。日元汇率波动大，20世纪80年代资本账户过早开放叠加国内资产泡沫破裂削弱其国际信誉，加之二十余年的经济低迷导致其国际影响力下降。唯有人民币依托超大规模经济和不断深化的金融市场，更具长期竞争优势。实证研究显示，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资产的市场份额在1999—2022年间下降了13%，其中1/4由人民币承接，3/4由加元、澳元等商品货币与瑞典克朗、挪威克朗等北欧货币承接（Arslanalp等，2022）。
（三）人民币国际应用场景不断丰富，价格影响力持续增强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我国与共建国家在贸易结算、基础设施投资等方面有更多机会使用人民币，有助于提升人民币在区域内的使用率和影响力。在海外投资、贸易和并购等活动中，人民币结算和投融资需求也在增长，将促进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流通和使用。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我国股票与债券市场被纳入多个国际基准指数，以及大宗商品重要品种加快对外开放，均推动中国资产的价格影响力上升，并进一步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四）我国具备进一步提升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良好基础
一是币值稳定与政策可信度高。我国长期保持通胀稳定、PPP平价购买力强，汇率整体稳中有升，汇率机制透明度持续改进，有助于国际投资者增强货币持有信心。二是金融市场和金融要素发育齐全。金融市场具有一定广度和深度，我国是全球第一大信贷市场，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商品市场，市场层次广、证券品种多、市场活跃度高，拥有上海和香港两个国际金融中心。三是基础设施使用便利度提升。截至2024年末，CIPS已覆盖全球185个国家和地区，全年处理跨境人民币业务金额175万亿元。双边货币互换稳步推进，截至2025年9月30日，我国与32个国家和地区签署货币互换协议，协议总规模超过4.5万亿元。人民币清算行布局持续优化，累计在32个国家和地区完成34家人民币清算行的布局。四是金融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不断推进。持续放宽外资准入限制，2024年证券投资项下人民币跨境结算占比提升至44.8%，较2020年翻一番。
四、人民币国际化提升仍面临功能发挥不平衡和若干制约因素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正处于“美元主导—多元补充”的转型阶段。人民币国际化具备基础、拥有机遇，也完全有条件实现更大作为。但在推进过程中仍面临一些结构性障碍，需要系统谋划、稳步化解。
（一）国际货币三大功能发挥不平衡
尽管人民币在国际支付、贸易结算等领域的应用快速扩展，但与美元、欧元等成熟国际货币相比仍存在差距，尤其是国际储备货币功能有待提升。
1. 贸易计价、支付结算规模及占比在波动中上升
国际货币普遍从贸易结算功能起家。美元、欧元、日元和人民币在国际化初期均依托其全球贸易规模体量和影响力。2009年以前，人民币跨境使用主要集中在边贸结算和现钞流动。此后，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稳步推开，人民币在贸易融资与国际支付中的占比逐步提升。但人民币国际份额的提升仍呈现一定波动性。SWIFT数据显示，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的市场份额由2025年2月的4.33%降至10月的2.47%，国际支付排名降至第六位，被日元（3.83%）和加元（3.33%）反超。
2. 国际储备货币功能发挥进展相对缓慢
全球央行将人民币纳入储备资产的进程整体推进缓慢。目前已有80多个境外央行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但是截至2025年一季度末，人民币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仅占比2.1%，且较2022年一季度末的历史高点回落0.8个百分点，与美元和欧元分别为57.7%和20.1%的份额均存在较大的差距。相较于美元、欧元等主流储备货币，人民币在价值储藏和官方外汇资产配置方面的国际认可度相对较低。数据显示，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集中分布于与我国经贸联系紧密的新兴市场（如俄罗斯、东盟国家），但G7国家央行的人民币储备占比普遍低于1%。境外央行持有的人民币资产中，80%以上集中于我国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股票、信用债等高风险资产占比极低。截至2025年9月，境外机构持有我国债券规模仅占2.0%，而美债的国际投资者持有份额超30%。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制约因素
人民币国际化高度依赖金融市场开放，而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可兑换。尽管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并非成为国际货币的必要条件，但所有关键国际货币的经济体均具备高度可兑换的资本项目，这与国际货币承担的跨境支付、投资、储备等功能密切相关。据国家外汇管理局评估，目前资本项目7大类40项中，21项已实现可兑换和基本可兑换，19项部分可兑换和不可兑换，其中直接涉及资本市场的就有14项。跨境证券投资方面的开放与国际惯例仍有较大的差距，自由化便利化程度仍有待提高。
金融市场深度、流动性及安全资产供给能力仍需加强。货币国际化高度依赖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潘宏胜，2025）。我国债券市场规模虽居全球第二，但金融市场开放度（如Chinn-Ito指数）明显低于发达市场，外国投资者需通过特定渠道（QFII、互联互通等）准入，面临一定程度的额度和范围限制。国际货币不仅要“流得出去”，更要“流得回来”，需要通过贸易逆差、海外投资与援助等形式输送货币，并由稳健的金融市场吸纳、回流。
人民币资产收益率优势不明显。从全球主要货币资产的收益率来看，2025年10月，我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1.80%，明显低于美国（4.11%）、英国（4.42%）、澳大利亚（4.29%）等主要发达经济体，也低于欧盟代表国家如德国（2.64%）、法国（3.42%）和瑞典（2.58%）。收益率偏低削弱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吸引力。各国央行仍倾向于持有高收益货币资产，以提高储备回报水平，这也制约了人民币在全球官方储备中的比重提升。
国际货币地位提升带来的跨境资金风险挑战仍需关注。目前，我国国内金融市场开放度还有待提升，资金跨流动管制较强。随着资本市场开放程度逐步扩大，跨境资金流动规模不断增加，境外金融机构对内外部环境十分敏感，随着企业信用违约、地方隐性债务等风险上升，国际市场对人民币资产的交易有可能呈现阶段性的净流出状态。同时，国内应诉和处理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纠纷的法律经验和能力不足，防范跨境资本大进大出风险防控机制未经过大的经济金融周期的考验。
五、相关政策思考
稳步扩大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完善人民币投融资功能，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基础。需坚持稳慎推进、渐进有序，把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紧密结合，做到“成熟一项、推出一项”。坚持统筹兼顾、加强协同，增强部门和政策合力，避免单兵突进，提高规则的稳定性、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坚持强化监管、确保风险可控，实现“放得开、看得清、管得住”。
一是增加高质量安全资产供给。适度增加关键期限国债发行规模，提升中长期国债供给比例。创新主权债券与风险对冲工具体系，探索推出与通胀、碳指标挂钩的结构性国债，持续丰富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健全跨境担保品管理与流动性支持框架，建立人民币债券的合格担保品池。
二是加快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制度。完善境外企业境内发行上市制度，建立健全境外企业在境内市场发行中国存托凭证（CDR）、在境内第二上市等制度。为中概股回归创造更大空间，鼓励中概股新经济企业将A股市场作为分拆上市、第二上市地或回归地的选择。壮大“熊猫债”市场，完善“熊猫债”业务规则，确立不同类型发行人差异化管理体系。支持香港等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建设，促进在岸与离岸市场互动发展。
三是深化期货市场开放。丰富期货品种，推动更多期货品种以特定品种模型对外开放。稳步推动国债期货对外开放，允许QFII、RQFII参与国债期货交易。推动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工作落地，助力汇率市场化改革。提升大宗商品人民币计价结算影响力。支持香港市场发展人民币外汇期货和国债期货。推动境内外期货市场互联互通。
四是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境内期货交易所与境外交易所开展合作。完善集中登记托管和多级账户体系。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建设。逐步升级CIPS系统服务能力，提供7×24小时人民币跨境支付服务。发挥交易所海外参股平台作用，吸引中资企业和金融机构参与东道国资本市场投融资活动。
五是加强开放条件下资本市场监管能力建设。提升跨市场、跨境交易的穿透式监管能力。完善资本市场全口径跨境资本流动监测及风险防控机制。完善资本市场涉外法律和制度供给。明确《证券法》域外适用和跨境监管条款的使用范围。完善审计工作底稿涉密敏感信息管理制度，健全资本市场领域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推动与更多国家和地区签订双边、多边信息备忘录。完善跨境信息交换机制，推进投资者保护等跨境监管合作。
作者：蔡喜洋、潘松李江、邱薇，中证金融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