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秦国虽然连续六代没出昏君，却也并不是都是明君，而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生存和发展，纷纷掀起了变法浪潮，各国变法各有侧重，而秦国的商鞅变法，则是变法中的集大成者，变法比较彻底。

商鞅通过三次循序渐进的变法，将秦国的方方面面都列入法律的条款。

商鞅变法比较彻底，支持变法的秦孝公在位时间足够长，保障了变法的严格实施，避免了中途停止，也避免了变法时间短变法成效无法体现。

自从商鞅变法后，秦国实力大增，从新从魏国手里夺回原来的故土，商鞅变法的耕战制度，让秦人看到秦法的威力。

秦惠文王上台后，商鞅虽然被车裂，但商鞅变法给秦国带来的强大，让秦国新君认识到商鞅变法的正确性，变法成果被保留下来。

商鞅变法的依法治国，将变法制度化，减少了人治的影响，国君对国家政策的影响相对降低，政策的制度化，反过来约束秦国国君，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昏君的出现。

秦国变法打压了旧贵族，腾出来的位置让来秦的各诸侯国人才有了才能发挥的地方，贤臣的竞相入秦，也促进了国君的贤明，形成一个正向循环。

相比之下，赵国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虽然让赵国迅速崛起，成为能和秦国抗衡的强国，但侧重于军事的改革，并没有将变法制度化。

赵武灵王去世后，后代赵国国君一代不如一代，赵国纵使有战斗力强悍的骑兵，却因为赵王的操作，中了秦国反间计，两次关键战役临阵换将，造成长平之战元气大伤和李牧被杀后的迅速灭亡。

秦国地处关中平原，函谷关和秦岭等将关中平原包围，险关要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秦国的防守韧性，关中平原又可以让秦国有经济产出之地。

秦国地处西锤，西和北都是草原地带，这使得农耕文明为主的秦国强大后，扩张方向只能是向东、向东、再向东。

地理位置让秦国的发展方向明确，战略目标稳定，避免了战略方向的动摇，不管哪个国君上台，都知道向东发展。

机械性和常识性的认知，使每一个新上任的国君上台后都有明确的使命感，从条件上促进了国君的贤明。

东方六国在这方面就比较欠缺。

比如战国时期率先崛起的魏国，由于三家分晋造成魏国土地和韩国、赵国犬牙交错，国境线漫长，魏国成了四战之地。

周边都是诸侯国，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地方，这使得魏国时而向西战秦国，时而向东与齐国交战，时而向南与楚抗衡。军队四处奔波，敌人四处掣肘。

这就使得不同的魏国国君的战略目标不稳定，魏文侯时期是团结三晋四处征战，到了魏惠王事情，战略方向则成了先统一三晋。

战略方向的不稳定，使得魏国不能一个方向上足够发展，魏惠王要是在秦国虽然算不上明君，但也不至于败家，可魏国的地理位置，让他成了魏国由盛转衰的君主。

齐国也是如此，虽然背靠大海不用担心后背，可齐国周边都是平原，没有险关要隘，地理地形决定了齐国的韧性不足。

齐威王、齐宣王时期齐国不断壮大，四处扩张，时而战于赵，时而战于魏，北战于燕，南抗于楚。

齐湣王齐国达到鼎盛，然而没有稳定战略目标的扩张，使齐国将周边国家得罪了一个遍，最终灭宋成为导火索，引起五国伐齐，差点儿灭国。

如果齐湣王放在秦国，很难会直接崩塌，而秦国的秦武王等，不怕开罪列国的拉仇恨，除了秦军的强悍，也和秦国的防御性足够有关，将秦武王放在齐国去得罪列国，恐怕他也会招致五国伐齐成为昏君。

所以，秦国具备的强大进攻性和防御性条件，也使得秦国的国君成了历史上的明君，否则，像秦武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这样的君主，在其他诸侯国真有可能因为在位期间国力的受损而不能成为历史定义上的明君。

国家的强大，可以掩盖君主的平庸，拔高君主的贡献，只要不是荒唐透顶的败家子，很多都可以成为历史定义上的明君。

国家若是弱小，有点儿小作为的君主也避免不了亡国之祸，进而成为历史定义上的昏君。

对此，大家认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