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袁隆平到北京出差时，特意去看了身体欠佳的华国锋，当时华国锋不太愿见客
2006年，袁隆平到北京出差时，特意去看了身体欠佳的华国锋，当时华国锋不太愿见客，但得知来访的是袁隆平，他立马亲自将他迎进家里。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上世纪六十年代，对中国人来说，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填饱肚子，饥饿的阴影，沉甸甸地压在每个人心上。就在这个时候，湖南一位叫“袁隆平”的年轻教师，却在论文里提了个当时看来匪夷所思的想法：水稻也能搞杂交。在那个全盘向苏联学习的年代，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被视作“资本主义”的东西。而袁隆平，却悄然拾起了这套遗传学理论。更有意思的是，他甚至从《矛盾论》里悟出了门道，认为水稻增产的关键，就在于其基因内部的矛盾性，而这份科学上的清醒，注定他要走一条没人走过的孤独道路。在三湘大地的另一边，另一位关键人物也在琢磨同一个问题，他就是“华国锋，”一个随军南下、把二十多年青春都给了湖南的干部。他跟别的领导不太一样，不喜欢待在办公室，就爱往田间地头跑，是个从泥土里走出来的实干家，主政湖南时，他亲自抓农业，带头修的水利工程，到今天还在造福一方。他骨子里始终坚信一个道理：解决农民问题务必脚踏实地，正是这种务实作风，为他日后与袁隆平的相遇埋下伏笔。可最终等来的却不是支持，而是一场席卷全国的风暴，1966年，袁隆平的论文虽然惊动了北京的“聂荣臻”元帅，一纸公函要求湖南方面支持，但由于一些原因，科研说停就停。杂交水稻的前景，眼看就要被吞没，更要命的是，袁隆平的团队当时在技术上卡了壳，试验了上千个品种，就是找不到理想的雄性不育材料，整个研究几乎陷入绝境。但转机出现在1970年，当时已是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代主任的华国锋，在常德主持农业会议，特意点名让一筹莫展的袁隆平上台发言。于是，袁隆平鼓起勇气，将研究中遭遇的重重困难和盘托出，坦言有负大家的期望，当时他以为自己定会遭受一顿批评。谁知当华国锋听完后，掷地有声地说了一句让他记了一辈子的话：“总理经常过问，只管大胆研究下去，有困难随时上报，尽快成功！”这话不只是打气，更是实实在在的通行证，给了政治保障，也让整个团队重新燃起了希望。于是，就在当年冬天，袁隆平的助手在海南的野生稻里，找到了那株扭转乾坤的“野败”，为后来的“三系配套”技术成功，打下了最关键的基础。直到1973年，籼型杂交水稻宣告成功，但从实验室的成果到全国人民的饭碗，还隔着遥远的距离，由于种子数量有限，农民半信半疑，如果没有国家层面的强力推动，一切都是纸上谈兵。直到1975年，湖南农科院负责人推广计划四处受阻，心急如焚，彼时，一封汇报信紧急送往北京，收信人正是华国锋。接到信的华国锋雷厉风行，立刻召集农业部开会，听完汇报，他当场拍板了两件大事：第一，协调150万元专款。在“万元户”都还是个传说的年代，这笔钱的分量可想而知，第二，指示农业部马上在广州召开南方13省区的生产会议，用行政力量把各省资源“强行”拧成一股绳。正是在他的力推下，杂交水稻迅速在南方大规模试种，以亩产超过650公斤的惊人数据，彻底打消了所有疑虑，也打通了杂交水稻走向全国的最后一公里。四十年光阴流转，这段始于危难的友谊，非但没有褪色，反而越来越深厚，直到2006年，已是垂暮之年的华国锋深居简出，听说袁平隆来访，却立刻起身亲迎。在临别时，他郑重写下八个字：“隆平同志：贵在创新”，这八个字，后来被袁隆平放在办公室最显眼的地方。两年后，老领导走到了生命尽头，但在最后几个月里，他依然牵挂着这位科学家的事业，甚至亲笔为《袁隆平口述自传》作序，感慨道：“现如今，他已经是全中国和全世界闻名的科学家了，而我却垂垂老矣！”袁隆平也总说：“没有华老，杂交水稻的大面积推广是不可能的，”华国锋欣赏的，不只是袁隆平的成果，更是他那种敢于挑战未来的视野。进一步看，这背后是一个科学家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同样也离不开一个“懂行”且“敢拍板”的政治家。一个有改变世界的梦想，一个有实现梦想的权力和担当，当两者为了共同的国家利益紧密结合时，就能迸发出改变历史的能量。那么，这种科学家与政治家的“双子星”协作模式，一个敢想，一个敢拍板，在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学习。【信源】信息来源：中国科学院--华国锋与杂交水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