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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届最高领导人：不是毛主席第2届最高领导人：不是毛主席第3届最高领导人：不是毛主席我们党自1921年成立之后一直处于不断的摸索之中。六届六中全会之后，毛主席终于成为最高领导人，历史最终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中国共产党一成立，最高负责人并不是毛主席；到了第二届、第三届，也还不是他。1921年南湖船上风很轻，船舱却装着一群年轻人的大事。毛主席是湖南来的代表，坐在会场里，身份重要，却不在最前排。陈独秀那时站在中央位置，二大定党章，三大谈国共合作，毛主席更多是在事务里打磨手脚。一个后来能把大局看得很深的人，早年并没有被历史提前挂上金匾，这才耐人寻味。那时候的党，像刚学走路的孩子，膝盖常常磕破。城市工运、军阀压迫、国民党右派清共，一件事压着一件事。1927年八七会议前，毛主席只是中央候补委员。大革命失败后，许多人还在问路在哪里，他讲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不是拍桌子的豪言，是血水里泡出来的判断。秋收起义没有攻下长沙，硬拼只会把队伍拼光。他转向湘赣边界，把残存力量带上井冈山。山路泥泞，草鞋踩进去，拔出来都费劲，可活路偏偏就在这种地方。井冈山不是什么现成的舞台。袁文才、王佐的地方武装有自己的脾气，起义军也带着旧军队留下的毛病。毛主席没有只盯着枪和阵地，他盯着人。党组织进连队，士兵委员会立起来，官兵之间少一点旧军阀的架子，老百姓才肯开门、肯送米、肯把消息递过来。前三次反围剿能打赢，不只是会绕山路、会抓战机，也靠这支队伍慢慢有了魂。书生气还在，泥土气也长出来了。可中国革命走到这里，并没有一路顺风。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博古等人掌握更多话语权，留苏背景成了硬招牌，本本上的话压过山沟里的经验。1932年宁都会议后，毛主席失去红军总政委职务，中央红军指挥权也被拿走。这个转折很沉。中央苏区一点点被压缩，红军主力到1934年不得不踏上长征。路不是诗里的远方，是草根、饥饿、追兵和随时会塌下来的天。遵义会议开在1935年1月。贵州的冬天湿冷，队伍已经到了险处，再照旧走，可能真就走不出去了。会上，博古、李德那套指挥办法受到批评，毛主席重新进入军事指挥核心，也成了政治局常委。可事情没那么戏剧化，并不是灯一亮，他就立刻坐到所有人头上。张闻天承担中央总负责，周恩来在军事领导中仍有重分量。毛主席真正站稳，是在实际行军与作战里一点点站稳。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地图上一条细线，落到人身上就是命。到了陕北，队伍算活下来了，可活下来不等于万事大吉。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的阴影越来越重，民族危亡像大石头压在胸口。瓦窑堡会议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被摆上桌面；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重新打开门缝。毛主席看得明白，合作要有，可共产党武装不能把手脚交出去。胳膊让别人牵着，走偏了也只能摔自己的跟头。全面抗战爆发后，真正考验来了。毛主席写《论持久战》，把战争分成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还把游击战提到战略高度。他主张到敌后去，到群众里去，在山地、村庄、交通线旁寻找空间。王明从苏联回来后，强调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话听着整齐，落到战场上却容易把手脚捆住。1937年底到1938年春，毛主席一度很孤立，那句“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苦味很重。窑洞外的战局却慢慢给了回答，敌后根据地长起来了，八路军、新四军也打开了局面。1938年秋，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支持毛主席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这句话当然有分量，可真正把它托住的，不是远方来的声音，而是长征、抗战、根据地建设中一次次被验证的判断。会议决定由毛主席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张闻天位置后移，王明也退到后面。党内的方向盘，终于交到更懂中国道路的人手里。更深的一步，是毛主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几个字很朴素，却像把窗户推开了。中国革命不能只拿外国尺子量，中国的山河、农民、军队、乡村社会，都要进到理论里。延安整风把教条主义、宗派习气往外清。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毛主席成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国共产党也更完整地学会自己拿主意。1945年七大在延安召开，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全国121万党员。大会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回头看，前三届最高负责人都不是毛主席，并不奇怪。真正的领袖不是名单上排出来的，是被失败、泥土、枪声、饥饿和万千人的选择磨出来的。延安窑洞的灯亮到深夜，纸页翻动，烟灰落下，外头风吹过黄土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