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问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政变，1964年导致赫鲁晓夫下台的那一次或许就是答案。

政变是政治斗争的伴生物，它就像政治本身一样再正常不过。然而这场政变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的策划者们用最温和的结果，演绎了最令人绝望的过程。

1964年10月13日下午3点，赫鲁晓夫昂首阔步走进主席团会议会场，理所当然地坐到主席的位置上。

他上午还在皮聪大休假，被一通电话叫回莫斯科。假期的破坏显然影响到了他的心情，面对满屋子同僚不耐烦地问道：“说吧，出了什么事情？”

没有人搭话，会场中一片沉寂。

片刻后他再次催促道：“谁来说一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就在此时，勃列日涅夫站起来，做出了他生涯中最精彩的演讲：“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您是了解我对您的忠诚的。当年我得了心肌梗塞，即便严重到不能工作也满怀信心地支持您，但如今我绝不能再做违背良心的事情了……”

赫鲁晓夫有些吃惊，平日里那个懦弱的跟班眼下竟有勇气说出这样的话。不过他立马弄明白了，这是在扣帽子呢——违背集体领导原则、大搞个人崇拜、对组织和国家造成伤害等等，条条都足以致命。

总之，下属们一致认为他已没有资格继续领导国家。

引颈待戮可不是赫鲁晓夫的性格，他当即开始了精彩的反击：这也不能全赖我啊，过去我说什么你们不只管鼓掌叫好？哪怕我向你们寻求意见，你们也总说一切都做得非常正确。你们指控我的决策有重大错误，可这些决策咱们不都开过会商量过吗？

我有问题犯了错误，自己不曾察觉，你们倒是心知肚明，却从未有人提过哪怕半点这方面的问题。现在跟我玩儿这一手，难道这就是你们所说的诚实吗？

他随即退了一步，当场做了最诚恳的道歉，表明自己是绝对忠于组织和国家的。

接下来你们怎么批评我都成，我会虚心接受批评改正错误，只求大家给个机会。

可事情闹到这种程度，讲道理是不会有用了。

意识到自己的下场后，这位老练的政治家再也端不住了，泪洒当场。

赫鲁晓夫或许并不知道当时的自己陷于怎样可怕的处境中。

多年后，《莫斯科晚报》对当年几位亲历者进行了专访，其中有位女士是赫鲁晓夫的私人厨师。

据回忆，那天她刚准备开始工作，就被一群穿着制服的人控制了起来，随后被押上车，车上还有几名她的同事。那场面一下就让她想起了30年代的肃反运动，好在他们并没有被押到刑场或是监狱，而是一个个被送回到了家里。

怀着担心，女厨师赶往赫鲁晓夫的官邸，一开门却看到一群克格勃特工。更令她惊讶的是，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从人群中走了出来，走到她面前，用温和亲切的语气说道：“您的主人已经被撤职了，您回去好好工作吧，这事与您无关。”

谁都听得明白，如果顺从，这是一句承诺；若是不老实，这就是一次警告。

起初反对赫鲁晓夫的并不是同一伙人，以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和波利扬斯基为代表的主席团成员对赫鲁晓夫恨之入骨。

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在针对体制的改革中推行新政策，其中规定区委每次选举必须更新一半人员，州委为1/3，苏共中央为1/4，并宣布要将这些写入章程。这意味着他们再也不能在权力的温床上酣睡。

既得利益严重受损使他们萌生了巨大的危机感，赫鲁晓夫成了他们的眼中钉。

另外，赫鲁晓夫喜怒无常的性格让一切始终处于紧张状态，这一点也确实让大家忍无可忍。

另一伙人是出身于共青团、团结在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周围的年轻人。他们目的倒是单纯得多，就是觉得赫鲁晓夫已不适合继续领导国家。

虽然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们权势遮天蔽日，完全有搞垮赫鲁晓夫的能力，但他们仍认为如果谢列平与他的朋友们不入伙，这事儿就一定成不了。好在有着共同的政治目的，彼此顺利达成了合作。

随着柯西金和苏斯洛夫的加入，一个庞大的、具备完全正当性的政治同盟就这么诞生了。

1964年10月10日 计划进入决定性阶段，谢米恰斯内对克格勃相关部队下达命令 进入战时状态，他要求手下紧盯军队的动向，出现状况哪怕再无关紧要，也必须第一时间向他报告。

克格勃九局拿着高层签署的文件，以换班为由替换了最高领导人的卫队，一夜间，赫鲁晓夫身边的每个人都变成了陌生面孔。

他们还设置了严密的监视，以检修为由停掉了国家别墅的专用通信线路，赫鲁晓夫每拨出的每一个电话都要通过莫斯科的专用交换机，他的一言一行均处于暴露之下。

其中发生了一个惊悚的小插曲。

行动开始前两天，赫鲁晓夫在皮聪大享受着假期。午饭过后，他跟谢列斯特边走边聊，聊到一半突然情绪激动，把副手们挨个骂了个遍。

“我们的主席团是一帮老头子，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爱说不爱做……”同时也埋怨那些他一手提拔的年轻人忘恩负义，吃里扒外。

他还扬言要搞一次大洗牌：“应当考虑接班人的问题了，必须将素质好的年轻人推上领导岗位。”

谢列斯特被说得一愣愣的，而接下来的一幕更是让他毛骨悚然。只见赫鲁晓夫突然转过身，厉声质问跟随在身后的工作人员：“您想干什么？干嘛要偷听和跟踪我？干你自己的事情去！”

殊不知，这名工作人员，就是克格勃按插在赫鲁晓夫身边的眼线。

政变者们一度以为计划暴露了，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然而后来才察觉是虚惊一场——经过连续几天的监视，克格勃得出结论：赫鲁晓夫对即将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计划最大的变数，也是历史赐予赫鲁晓夫最好的机会，是一封不合时宜的告密信。

当时，克格勃有个名叫加柳科夫的工作人员听到了一些风声。他跟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是好友，便偷偷写了封信提醒。

赫鲁晓夫本可先下手为强，可他随后的操作又蠢又致命。

他读过信后勃然大怒，直接将波德戈尔内叫进了办公室，开口就问：“尼古拉·维克托洛维奇，我听说有一伙人要搞掉我，而您与这个团伙有关。”

波德戈尔内心里一紧，但他也不是等闲之辈，脸上毫无波澜，甚至装出困惑：赫鲁晓夫同志，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对方认不认，赫鲁晓夫并不在意，随后就找来自己最信赖的副手米高扬，委托他秘密调查。

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位一同经历了无数风风雨雨的老战友，此时已悄悄站在了与他对立的战线上。

向来雷厉风行的米高扬这一次却行动“迟缓”，使得波德戈尔内有时间将情况告知同伙，统一口径做好应对。而前者所谓的调查，也只是找了几人谈了谈话，自然不会问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做完这一切后，他便仓促回去交差了。

事实上，在赫鲁晓夫看来，他手里还有一张绝对可靠的底牌，那就是苏联军队——时任国防部长的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蒙受他的救命之恩。

1942年，马利诺夫斯基因指挥失误上了斯大林的肃反名单，是赫鲁晓夫强行保住了他的性命。

面对政变者的“策反”，马利诺夫斯基始终不松口，声称苏联军队绝不会插手政治，既不给予支持，也不会去保卫赫鲁晓夫。

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格列奇科元帅也是个老狐狸，一谈这事就打哈哈，是打心眼里不想掺和。

无法争取到军方的承诺，这成了一个可怕的不稳定因素。哪知政变者们就要铤而走险之际，戏剧性的一幕上演了。

此前咬死了不会参与政变的马利诺夫斯基突然找上门，开门见山道：我会加入你们。

事实上，马利诺夫斯基并不是什么“纯粹的军人”，他为了权位可以做任何事。后来他甚至敢对着贺龙元帅的面说：我们已经搞掉了赫鲁晓夫，你们是不是也该做出相应的行动了？气得周总理大骂“荒谬”。

虽然米高扬、马利诺夫斯基在这场行动中扮演的角色并不十分关键，但二人的选择却有着极为特殊的象征意义——他们的背离，意味着赫鲁晓夫身边再无可信之人，陷入了彻底的隔绝。

要知道，上一个被搞垮的苏联一号人物是权倾朝野的内务部长贝利亚。可当年贝利亚被逮捕时，会场外好歹还有几名荷枪实弹的心腹，虽然机会不大，但尚有拼死一搏翻盘的可能性。相比之下，赫鲁晓夫才是真的“孤家寡人”。

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历史留给赫鲁晓夫的机会其实非常多，且不提有人提前告密，就连对方同盟内部的权斗，都足以帮助赫鲁晓夫转危为安。

1964年7月，政变者们打算拉乌克兰一把手谢列斯特入伙。

值得一提的是，波德戈尔内是谢列斯特的老领导，由他去游说显然最合适不过，可他却执意让勃列日涅夫代劳。

就连谢列斯特本人都说：商量这么大的事，怎么派了个“外人”来？

勃列日涅夫完成了任务，前脚刚离开乌克兰，波德戈尔内的心腹后脚就到，详细盘问了两人的谈话，每个细节都不放过，就像审问犯人一样。不仅如此，几天后，波德戈尔内还是亲自跑了一趟。

由此可见，这些实权大佬们在心态上实则非常纠结：又想扮演更大的戏份，充当“领袖”，以便日后分得更大的权力蛋糕，可又不想过多的抛头露面成为“出头鸟”，想着在幕后运筹帷幄，坐收渔翁之利。

总而言之，这些人虽然因共同的政治诉求和目标走到一起，内部的权力斗争依旧十分惨烈，对赫鲁晓夫而言这就是致命破绽。

你们费了这么大劲儿不就是想要权力吗？倘若赫鲁晓夫以巨大的权力为诱饵，引起对方的争夺，便极有可能激化其内部矛盾，造成同盟的分裂。

然而，赫鲁晓夫显然没到这种层次，不具备这样的政治头脑和手腕。

有档案显示，他曾决定在当年的十月全会后重新起用朱可夫，利用这位民族英雄不可撼动的威望重获支持。由此可见，他骨子里还是俄国人那一套“遭遇困难大棒横扫，困难变大大棒加粗”的处事哲学。殊不知他在外部给的压力越大，反而会让敌人的联盟越发团结。

说到最后，这场政变发生的根源还是分赃不均，彼此的政治诉求存在直接冲突，又没人有愿意做出让步。因此，这场政变是无法避免的。

而从某个角度来讲，赫鲁晓夫也确实改变了它的“结果”。

在此之前，苏联的权斗向来是既分高下也决生死，假如政变者们手段狠一些，说赫鲁晓夫同志在爬楼梯时一个不小心，从楼梯上滚下去摔死了，末了风风光光办个国葬，外人绝不会发现端倪。

赫鲁晓夫去斯大林化搞了11年，缓和了苏联政坛的氛围，改变了人们处理问题的逻辑，这么看，他也算间接救了自己一命。

沦落到这种地步，能吃喝不愁地过完余生已是最好的结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