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之亡，亡于素有“女中尧舜”的高滔滔，而非党争

关于北宋的评价，后人看法截然不同。有人认为这个王朝国力衰弱，对外软弱无能；另一派则盛赞其繁荣昌盛，称之为"巅峰时代"。这个既昌盛又屡遭欺凌的王朝，实在让人难以简单定论。北宋的实际情况，远比表面看起来复杂得多。一方面，其经济文化发展确实达到了相当高度，商业繁荣，科技领先，文化艺术璀璨；另一方面，军事上的屡屡失利，又使其饱受外患之苦。这种矛盾现象，使得历史学家们对北宋的评价往往大相径庭。有人认为其积贫积弱，主要着眼于其军事上的失败和对外政策的软弱；而持"造极之世"观点者，则更看重其在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突出成就。这种评价的两极分化，恰恰反映了北宋这个王朝的独特性。它既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又在军事外交上屡遭挫折，这种矛盾性使得对其评价难以形成统一标准。

两宋时期有个挺特别的现象，就是皇帝的子嗣普遍不多。像真宗只有一个儿子，到了仁宗这代，干脆连儿子都没有。整个宋朝300多年，18位皇帝里，有三次都是远房亲戚继承皇位。这就导致有九位皇太后或妃子曾经垂帘听政。宋代后妃参与朝政的次数，比任何朝代都多。有趣的是，当时的士大夫对后妃干政并不反感。而且，这些掌权的皇太后或妃子，大多在历史上留下了好名声。后人对她们的评价也很高：“宋朝300多年，既没有像汉朝那样外戚专权的问题，也没有唐朝武则天、韦后那样的祸乱，这难道不值得称道吗？”

在九位曾垂帘听政的皇太后中，有两位在位时间较长：一位是仁宗时期的刘娥，她以皇太后的身份掌权11年；另一位是英宗的皇后高滔滔，她在哲宗时期以太皇太后的身份执政9年。

在宋朝垂帘听政的两位皇太后，历史评价截然不同。刘娥常被视为负面典型，史书记载她几乎成为第二个武则天；而高滔滔则被誉为“女中尧舜”，这一赞誉在历史上极为罕见。然而，事实却与表面评价相反。刘娥实际上才是真正的“女中尧舜”，她在执政期间表现出卓越的才能和智慧。相比之下，高滔滔的决策和行为却为北宋的灭亡埋下了隐患。

北宋的政治动荡根源在于党派斗争，特别是由王安石变法引发的争议。当时，年轻的宋神宗赵顼与经验丰富的王安石在一次深入交谈后，携手开启了宋朝的改革篇章。熙宁二年，王安石被提拔为参知政事，正式进入权力核心，随即推行一系列新法。尽管这些新政后来引发了朝廷内部的激烈派系斗争，但其历史影响深远。从变法开始到北宋灭亡的近60年里，几乎所有的政治事件都与这一变革密切相关。

宋神宗登基时年仅二十，虽然名义上掌控着整个帝国，但实际上朝廷的财政状况已经岌岌可危。他刚坐上皇位不久，掌管财政的三司使张方平就递上了一份报告，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百年积蓄，只剩空账”。国家财政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当时的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再加上“冗官、冗兵、冗费”这三大难题，大宋王朝正一步步走向衰落，局面难以挽回。

面对迫在眉睫的改革需求，宋神宗意识到这是无法回避的挑战。他曾向历经三朝的资深大臣富弼征询富国强兵之策。然而，富弼却建议皇帝：“陛下登基之初，应当广施仁政，让百姓休养生息，至少二十年内不要提及战事。”此时的富弼已不再热衷于过去的激进主张，他的建议虽有其道理，却显得空泛而无实际效用。在这种背景下，宋神宗决定转而倚重王安石来推动改革。

王安石的改革计划涉及面广泛，一旦推行将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由于利益和观念的差异，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官员阶层对此表达了强烈反对。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新旧两派之争，或称为改革派与守旧派的对立。北宋时期人才辈出，但最终都因党派斗争而受损，成为历史上的一大憾事。虽然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分歧无可厚非，但他们的争论尚属理性，政治立场的对立并未影响私人交情。然而，他们的后继者却陷入了纯粹的权力争夺和党派纷争之中。

宋神宗在推动帝国变革时内心充满矛盾。他既积极支持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又时刻警惕皇权受到威胁，因此有意制约王安石及其追随者的权力扩张，防止其势力过大。从本质上看，宋神宗缺少像唐太宗那样的决断力。当时朝廷中新旧两派势力的较量，实质上也是帝王运用的一种制衡手段。

在元丰八年，宋神宗临终前任命司马光和吕公著为太子的导师。这两人均对新法持反对态度，此举标志着神宗对自己早期政策的反思。随后，赵煦继位，即宋哲宗。哲宗年幼，由祖母高滔滔辅政，她对新法持强烈反对立场。高滔滔执政后，立即召回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长期隐退的司马光。在她的支持下，司马光彻底废除了神宗时期实施的新政。

高正仪，小名滔滔，来自显赫的家族。她的曾祖父高琼是著名将领，母亲则是曹彬的孙女，曹彬是宋朝开国的重要功臣。她的姨妈是宋仁宗的皇后曹氏。高滔滔与宋仁宗的养子赵曙自幼相识，后来成婚，这段婚姻被誉为“皇帝娶媳妇，皇后嫁女儿”的佳话。

高滔滔与宋英宗育有四子四女，宋英宗在位不足四年便去世。他们的长子赵顼继位，成为宋神宗。宋神宗去世后，宋朝政局面临重大转折。在这个关键时刻，54岁的高滔滔开始临朝听政。由于她在后宫中辈分最高，这一安排几乎是必然的选择。

高滔滔在掌权之前，对政事一窍不通。在英宗和神宗两朝，她一直恪守后宫规矩，既没心思也没途径插手朝政。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她拉拢了一批守旧派大臣，包括司马光、文彦博和吕公著等人。她的目标是将国家治理方式拉回到神宗之前的传统模式，也就是她熟悉的旧有制度。

在短短一年内，方田均税、市易、保甲、青苗、免役等一系列变法措施被全部废除。司马光去世后，保守派内部逐渐分裂成三派，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蜀洛朔党争”。高滔滔并没有采取强硬手段干预，而是任由党争局面持续恶化。她个人品德高尚，生活简朴，虽然出身显贵，却对百姓的困苦心怀同情。她对待外戚，尤其是自己的娘家人，态度极为严厉，从不偏袒。然而，这些优点与治理国家并无直接关联。

高滔滔在治理国家方面显然力不从心，她既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来处理复杂的朝政，也缺乏改善混乱局面的实际能力。然而，史书却将她的摄政时期描绘成所谓的“元祐治世”，实际上，这一时期恰恰是北宋走向灭亡的关键转折点。当时，导致北宋最终崩溃的种种隐患已经开始显现，为后来的亡国埋下了伏笔。

在权力角逐的漩涡中，宋哲宗赵煦几乎被所有人遗忘，尽管他名义上是大宋的最高领袖。高滔滔掌权长达九年，赵煦从十岁的孩童成长为十九岁的青年。然而，军政大权依旧牢牢掌握在高太后和几位重臣手中，皇帝始终无法参与决策。朝中群臣似乎无视了赵煦的成长，依然将他视为需要听从高太后指示的“孩子”，无人真正意识到他已经具备独立执政的能力。

历史上，太后与年幼皇帝之间的矛盾屡见不鲜。高滔滔在病重期间，明显察觉到宋哲宗对她的强烈不满。她似乎预感到不祥之兆，因此特意提醒吕大防和范纯仁，她去世后皇帝不会重用他们，建议他们主动隐退以避免灾祸。直到临终，高滔滔仍以自己未曾滥用权力为娘家谋利而自豪。然而，她并未意识到，这种自我标榜的“清白”，对于长期被忽视的皇帝而言，是否真的具有意义。

年仅17岁的宋哲宗赵煦登基后，内心充满了喜悦。从这一刻起，再也没有一位令他反感的女性在他身后指手画脚，他终于真正体会到了身为帝王所拥有的无上权威。

高太后去世时62岁，宋哲宗随即展开全面掌权行动。他彻底推翻高太后执政时期的安排，对之前任命的大臣和推行的政策全部否定，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措施。章惇、蔡卞等改革派核心人物被重新启用，而保守派官员则被陆续撤职或调离。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再次上演，政治格局发生重大转变，新一轮的权力更迭就此展开。

当时，宋哲宗可能暗中指示章惇和蔡卞，试图撤销高太后的尊号，并已起草好相关诏书。然而，在向太后和宋哲宗的生母朱太妃的强烈劝说下，宋哲宗最终放弃了这一计划。此外，宋哲宗还曾考虑挖掘司马光等人的坟墓，但在大臣们的极力劝阻下，这一想法也被搁置。虽然宋哲宗全面恢复新法的行为，部分出于对高太后的报复心理，但不可否认的是，经过绍圣年间的调整，新法更加符合宋朝的实际情况。

宋哲宗自幼体弱多病，更为严重的是，他一直没有子嗣。直到元符二年八月，他终于迎来了独子赵茂。可惜这个孩子仅仅活了三个月就夭折了。赵茂的早逝对宋哲宗造成了致命打击，他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元符三年，年仅24岁的宋哲宗突然离世，结束了他短暂的一生。

他通过一系列强有力的改革措施，成功打造了一个繁荣昌盛的宋朝。然而，由于没有子嗣，他不得不将帝国托付给他人，这一决定最终导致了国家的衰败。在他去世25年后，曾经辉煌的宋朝突然走向终结。这一历史转折的关键人物是高滔滔，她的行动和决策直接影响了帝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