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追忆：时隔半个世纪，她为什么还念念不忘山村里的那位刘大姑

那一年，十八岁的我，怀揣着青春的憧憬，告别了父母，告别了熟悉的城市，踏上了前往南岭村的知青之路。我天真地以为，下乡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冒险，可以成为一个“英雄人物”。现实却给了我当头一棒。

颠簸的卡车一路摇晃，终于把我送到了这个偏僻的小山村。映入眼帘的是破旧的土坯房，蜿蜒的黄土路，以及山坡上零星的田地。这里的一切，都与我想象中的“广阔天地”相去甚远。

生产队的张队长把我们十个知青分配到不同的住处。男知青住在村西头的仓库，而我们五个女知青，则被安排在一位叫李大嫂的村民家里。

李大嫂四十多岁，身材不高却很结实，黝黑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就像冬日里温暖的阳光。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褂子，头上裹着蓝布头巾，热情地迎接着我们。

她家只有三间屋子，为了安顿我们，她把西屋腾了出来，甚至把自己仅有的两床厚被子拆开，给我们每人做了一块垫铺的毯子。那一刻，我的心里涌起一股暖流，仿佛在异乡找到了一个避风的港湾。

那天晚上，李大嫂煮了一锅红薯粥招待我们。粥里几乎没有米粒，红薯也寥寥无几，但她却笑呵呵地说：“山里条件不好，别嫌弃啊。”  她的笑容是那么真诚，那么满足，让我这个城里长大的孩子既感动又心酸。后来我才知道，她年轻时曾有过一段姻缘，未婚夫却在灾荒年代饿死了，她便一直一个人生活。

在南岭村的日子，我们这些城里来的知青，就像初生的牛犊，对农活一窍不通。李大嫂就像一位慈祥的长辈，耐心地教我们生火做饭、挑水砍柴。春耕时节，我们要挑粪上山，一天下来，肩膀肿得像馒头，脚底也磨出了水泡。第二天早上，李大嫂早早地给我们每人缝了一个棉垫肩，笑着说：“你们这身板儿，得慢慢练啊。” 而她自己，却一趟趟地推着独轮车，不知疲倦地来回奔波，像个不知疲倦的陀螺。

我永远记得那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我被院子里磨盘的吱呀声吵醒。走出去一看，李大嫂正一个人在推磨，汗水浸湿了她的衣衫。她看到我，笑着说：“给你们摊煎饼吃，明天干活带着。”  那一刻，我的眼眶湿润了。后来，其他知青也被吵醒，大家一起帮忙推磨，院子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像过年一样热闹。李大嫂乐呵呵地说：“这磨盘几十年没这么热闹过了！”  热乎乎的煎饼，配上一碗玉米糊糊，成了我们记忆中最美味的早餐。

1971年的冬天，我在地里干活时不小心崴了脚，李大嫂知道后，立马帮我烧热水泡脚，还说第二天带我去村里的老中医那里看看。可是第二天早上，她却没有来叫我。中午时分，队长慌慌张张地跑来告诉我，李大嫂为了给我采草药，从山坡上摔了下来！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飞奔到她家。她躺在炕上，脸色苍白，腿肿得老高。原来，她一早便冒着严寒上山采药，下山时不小心摔伤了，但她仍然坚持着把草药带回来，甚至强撑着爬回了村里。看着她痛苦的样子，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她却虚弱地说：“你要走得远，身体不能落下病根。”  那一刻，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样疼。李大嫂的伤很严重，养了大半年才痊愈。但她身体刚恢复，就又开始为我们忙前忙后，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1974年的秋天，我终于等来了回城的机会。离开那天，李大嫂送给我一篮子煎饼，就像一位母亲送别远行的孩子。她嘱咐我：“回城了，好好干，别忘了山里人。”  我哽咽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回城后，我每年都会给李大嫂寄东西，也会抽空回去看她。1985年，我带着丈夫和女儿回到南岭村，李大嫂的头发已经花白，但看到我，她依然笑得像个孩子。后来，我听村里人说，她每年冬天都会上山采草药，说是留给村里人治病用。她就像一盏灯，默默地照亮着这个小山村。

2023年的冬天，当我再次回到南岭村时，李大嫂已经不在了。她临终前托人带给我一句话：“告诉她，我这辈子没啥遗憾，能认识她，是我最大的福气。”  站在她的坟前，我的泪水模糊了双眼。我的孙子问我：“奶奶，李奶奶为什么对你这么好？”  我擦干眼泪，轻声说道：“因为她是一个好人，一个像阳光一样温暖的人。”

李大嫂就像一颗种子，播撒在我的心中，生根发芽，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为我遮风挡雨，伴我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她的爱，就像南岭村的风，永远吹拂着我的心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