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厦门解放进入倒计时，对于厦门市长的人选，陈家庚提了一个建议：最好由闽南人或华侨担任，毛主席听后，马上想起一个人，便问周总理：“新四军那个很会打仗的县长，现在在哪里呢？”

1949年9月，闽南海风裹着硝烟味掠过厦门岛。

解放军第十兵团完成对金厦海域的合围时，北京中南海的茶室里，南洋归侨领袖陈嘉庚端着铁观音，向毛泽东提起家乡事："厦门侨胞比榕树叶子还密，市长人选马虎不得。"

毛泽东放下茶杯转头问周恩来："新四军那个很会打仗的县长，现在在哪里呢？"

这话头要从十五年前的上海滩说起。

二十岁的梁灵光抱着油印传单穿梭在租界弄堂，这位永春商贾之家的三少爷，刚因组织学生运动被圣约翰大学除名。

1936年逃亡马来西亚教中文时，他在橡胶园里教工人们唱《义勇军进行曲》，被英国殖民当局列进黑名单。

这段南洋经历，成了后来毛泽东拍板的关键——既能镇守海疆，又能团结华侨。

当福建省委组织部长把调令送到漳州前线时，正在清点渡海舢板的梁灵光愣住了。

他摸着腰间手枪套迟疑："让我带兵攻岛没问题，管城市真是擀面杖吹火。"

叶飞司令员把厦门地图拍在弹药箱上："全福建就你既拆过鬼子炮楼，又办过华侨夜校，这位置非你莫属！"

接管厦门那天，码头景象让梁灵光心头打鼓。

鹭江道仓库里只剩发霉的龙眼干，鼓浪屿洋房里的留声机还在咿呀唱着《何日君再来》。

最要命的是海上封锁——国民党的"太康号"军舰横在浯屿水道，连渔船出海收网都要挨炮击。

市府食堂大师傅老周记得清楚，梁市长头天中午的接风宴，是就着咸菜啃地瓜干。

转机出现在华侨大厦顶楼。梁灵光把六位侨批局老板请来喝茶，掏出珍藏的南洋咖啡："当年在吉隆坡，诸位接济过抗日义捐，如今再帮厦门喘口气如何？"

三天后，二十万斤暹罗米突破封锁线运抵沙坡尾，船老大在舱底暗格里还藏着八百封侨批信。

这些贴着南洋邮票的家书，后来成了特殊通行证——侨属凭信件可到粮站多领五斤糙米。

解决吃饭问题只是开头。

1950年开春，梁灵光带着建设科长爬上五老峰，指着海湾皱眉头：

"厦门困在海上不是法子，得修条踏得着地的路。"

这个疯狂的想法在省里遭了冷水，有人说要把山炸平填海，有人算账说要吃掉全省三年水泥产量。梁灵光连夜画了张草图进京，陈云副总理用红铅笔在杏林湾划了道线：

"国家再难，不能卡着海防咽喉。"

建海堤的石头要从金门眼皮底下采。

老石匠郑阿伯带着徒弟们趁夜潮出海，把炸药绑在礁石上爆破。

有次遇着国民党巡逻艇，老师傅们硬是潜在水里攥着导火索，等军舰开过才点火。

1953年中秋夜，第1087船花岗岩运抵工地时，梁灵光把指挥部月饼全搬上船："给金门弟兄们指条明路，啥时候想回家，顺着这海堤走回来！"

城里的事同样棘手。

思明南路骑楼住着七十二家商铺，改造时布店林老板抱着门柱不撒手："我家匾额是陈嘉庚先生题的！"

梁灵光绕着柱子转三圈，突然指着梁架说："二楼给您留着做绸缎铺，底楼改人民银行，这不两全其美？"

后来这条街成了厦门首个"楼下营业、楼上住家"的样板街，华侨回来存外币都不用进二道门。

最惊险的当属1952年"海龙号事件"。

英国货轮借口检疫滞留锚地，海关人员从底舱查出走私西药。蓝眼睛船长挥着领事馆文书叫嚣，梁灵光不慌不忙掏出一张泛黄证件——竟是1938年《南洋商报》记者证。

"贵船三副当年在槟城帮我运过药品，要翻旧账咱们去国际法庭？"

洋船长当场认罚，临走还买了三十斤乌龙茶赔礼。

到1954年，厦门人突然发现日子不一样了。

海堤通车那天，从同安来的菜农挑着水灵灵的芥菜，两小时就摆上思北菜市场。

华侨大厦里办起"南洋特产展"，菲律宾雪茄和漳州水仙花摆在一个柜台。

更让市民津津乐道的是，梁市长把市府吉普车换成自行车，后座捆着麻袋走街串巷——有次在八卦埕收旧铜钱，还被居委会大妈当成收破烂的。

那年冬天，陈嘉庚回厦门视察。

站在高崎海堤上，老先生抓起把混着贝壳的混凝土：

"当年我提建议时，可没想到你们把厦门岛变成了连陆半岛。"

梁灵光笑着指向海湾对岸："您看这像不像条大扁担？一头挑着鹰厦铁路，一头挑着南洋侨汇。"

两人身后，解放牌卡车正轰隆隆驶过海堤，车斗里装满要出口的荔枝罐头，铁皮上的反光晃得人睁不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