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蒋介石召见谷正伦时，质问：“我把贵州交给你，你一枪不发就逃跑，还把派去的军长刘伯龙给杀了，是何居心？ 谷正伦低着头。他不是不想回答，而是这话他自己也问过自己。贵州，是他家乡。 那个冬天往回推几个月，1949年11月，贵阳城破，西南门户洞开。解放军从湘西出发，几万人的队伍像无声的潮水，绕过正面的防线，夜行、奔袭，干净利落地拿下贵阳，连一声像样的抵抗都没有。 可真要说从哪儿塌的，其实比贵阳陷落更早。是在晴隆，山高雾重的晴隆。那天，是十一月十八号，阴天。刘伯龙死了。枪响在县政府的正厅，是伏击，甚至称不上伏。子弹打进他胸口的时候，他正低头斟茶。 谷正伦亲自布的局。没有试探，没有犹豫，办得决绝。说是为军政交接设宴，说是要整合兵权，连花生米都摆上了，酒是黔春的，老窖味儿，刘伯龙刚刚举杯，枪声就响了。 不是绞杀，是当场爆头。鲜血溅在地砖上，那是民国初年铺的青砖，带着微微湿气。血一直渗进去，直到半个多小时后才有人敢开门，抬走那具穿着呢子军服的尸体。 说他该杀的，说他早就不听号令，说他贪暴残忍，这些话当时谷正伦身边人都能说上一箩筐。但说到底，是因为他太强。他掌兵自重，不把谷放在眼里，又有人悄悄传他和共产党有联系，想学北平的陈明仁、程潜，带兵起义。真假没人去核。谷不等核，就先动了手。 那不是正常军政交接的节奏。是末路时的清算。刘伯龙死后，整个第89军彻底乱了。军官彼此不信，士兵私下传谣，说谁还敢听命，连军长都能说杀就杀。 就在这种慌乱中，解放军到了。 他们走的是湘黔线，沿途村子大多没遭打，一路带着群众，粮食从老百姓手里借，有据有签，晚上借人家屋子睡觉，不许动人家碗柜。这跟以前的部队不一样，是真的不一样。贵州人嘴上不说，心里知道。 贵阳当时还挂着谷正伦的布告，说什么坚守到底，说我们有五万人。但真打起来的时候，他本人却已经准备走了。 有个老邮差回忆，他在贵阳城外看见谷的车队急急往西边开，车窗全封死了，车队穿过还没封锁的道口，一路奔昆明。过后不久，贵阳就易主了。就像灯一灭，黑夜里再点起来的光，是不一样的形状。 而刘伯龙死后的第89军，没几天就起义了。普安那边，起义通电打到各地，说是响应人民解放军号召。说起来讽刺，杀刘是为了防他叛变，结果他死了，部队照样叛了。 再后来，第49军、安龙指挥部、黔西南绥靖区，一个个跟着起义。贵州像一只漏了底的桶，国民党再怎么补也补不住了。年底前，全省大部分县都换了旗。老百姓不再躲在灶房后面听电台，而是开始走上街头，去看新挂的红布标语和新的市政办公处。 接管工作是紧张的。二野西进支队进城那天，贵阳的天出奇地蓝。负责接收的干部穿着布制服，带着笔记本，一项项清点省厅、学校、工厂。三天时间，贵阳市的档案室重新锁上，原来的旧职员被召回来，有些人已经卷铺盖准备逃，但还是被劝了回来，说新政府不清算，只要不犯事，照样吃饭工作。 有人不信，有人哭着感恩。这是真实发生在街头的反应，不夸张。 杨勇被任命为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时，是在茶话会上宣布的。不是大礼堂，而是一间铺着地毯的旧会议室，窗子开着，能听见楼下孩子叫卖炒米。有人鼓掌，有人愣神。整个贵州，那一天像是从一场长梦里醒过来，还没来得及揉眼睛。 而在台北，蒋介石那句问话，成了一道伤疤。 他不是没想过派谷正伦回贵州，是一次赌博。谷是他的人，贵州是他要保的地，但这一仗输了，输得比东北还干脆。蒋不是不能接受失败，但他接受不了的是这种“不战而败”，尤其还是带着杀己任命将领的“败”。 谷正伦没有被惩处。他在台湾活得很安静，做国策顾问，不再插手兵权。死时是1953年，一个不太起眼的年份。 只有贵州的旧人还记得晴隆那声枪响，和那杯黔春老酒未喝完的辛辣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