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南通，老人得知大女儿重病，多次去探望女儿，均被外孙拒绝，外孙说自己担心外婆悲伤过度，身体承受不住，另外他和三个姨妈矛盾很大，早已断绝来往。老人傻眼：自己的女儿自己还不能看了，哪有这样的道理？调解无果后，她一纸诉状，将外孙告上法庭，法院判了。 近九旬的邹婆婆，只想在有生之年再看一眼重病昏迷的女儿，谁知这个再朴素不过的愿望，却成了奢求。挡在她面前的，不是别人，正是她的亲外孙。 事情的起因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2023年4月，邹婆婆的大女儿吴女士因中风陷入深度昏迷，被送进康复中心接受护理。 得知消息后，年迈的邹婆婆心急如焚，在其他女儿的陪同下多次前往探望，却回回都被拒之门外。康复中心的解释很明确：吴女士的监护人是她的儿子程先生，没有他的同意，谁也不能探视。 于是，邹婆婆找到了外孙程先生。可程先生的态度异常坚决，他给出的理由听上去也颇为“周全”：一来，外婆年事已高，怕她看到母亲病重的样子受不住打击。 二来，他和几位姨妈也就是邹婆婆的其他女儿积怨已深，早已不相往来，他担心姨妈们会借探望之名，行干涉之事，激化矛盾。在他看来，外婆想来探望，背后少不了姨妈们的“怂恿”。 程先生的这份“孝心”和“戒心”，却成了隔绝祖孙三代亲情的铜墙铁壁。他干脆利落地拒绝了除自己以外所有亲属的探望请求。为了见上女儿一面，邹婆婆想尽了办法，反复沟通无果，报警求助无用，社区调解也陷入僵局。 日复一日的思念与隔绝，让这位老母亲备受煎熬。到了2024年12月，在用尽所有温和方式后，她一纸诉状将亲外孙告上了法庭，请求法院判决她每月能探望女儿一次。 这起案件的症结在于，法律上存在一个模糊地带。中国的《民法典》明确规定了离婚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探望权，但对父母探望成年子女，尤其是像吴女士这样无法自主表达意愿的成年子女，却没有清晰条文。 程先生也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在法庭上辩称，母亲是成年人，外婆在法律上并无探望权。他还强调，母亲身体极其虚弱，任何微小的感染都可能致命，不适合频繁探望。 邹婆婆的诉求简单而纯粹。她告诉法官，自己头脑清醒，去看女儿是她自己的决定，与旁人无关。她也承诺，会严格遵守康复中心的一切规定，绝不给女儿的治疗添乱。她要的，不过是一位母亲看望病倒孩子的权利，这种源自天性的情感，不该被家庭矛盾所绑架。 社会舆论也因此事分成了两派。有人认为程先生做得太过火，与姨妈有矛盾，可以只拒绝姨妈，但不该把外婆也拒之门外。也有人觉得程先生作为监护人，他的担忧不无道理，既要防着老人身体出意外，又要防着亲戚闹事，索性一刀切，也是无奈之举。 法官认为，法律条文虽未直接规定父母对成年子女的探望权，但《民法典》的总则精神是敬老爱幼、家庭和睦。 法律规定了父母对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仍有抚养义务，当子女因重病陷入这种状态时，探望权作为亲子关系最自然的体现，理应受到保护。这既不违法，也完全符合公序良俗。 程先生的担忧固然有一定道理，但他的做法过于极端，完全忽视了外婆作为母亲最基本的情感需求。以“为你好”为名的保护，若剥夺了至亲间最温暖的慰藉，便失去了意义。 法院判决，邹婆婆每月可在第二周的周日下午2点到5点探望女儿一次，程先生必须予以协助。判决同时明确，邹婆婆探望时须遵守院方规定，做好防护。 考虑到老人高龄，法院还贴心建议，可由其他女儿接送，并佩戴电话手表以防万一。程先生不服上诉，但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 这场官司，不仅让一位母亲重新获得了看望女儿的权利，更在司法实践中，为“探望权”这一概念注入了更富人情味的解释，它提醒我们，家庭关系有时会复杂到需要法律的介入，而法律最终要守护的，恰恰是那些最简单的人性与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