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荣光怎么也想不通，结婚35年来他零绯闻，钱他赚、饭他做，十分宠爱妻子，但在他63岁时妻子却执意要和他离婚，还要冻结于荣光的资产。

1987年冬，北京的胡同里，寒风刺骨。一辆自行车摇摇晃晃停在四合院门口，王玉苓裹紧棉袄，推开院门，怀里抱着刚满月的儿子。屋里昏黄的灯光下，她低头哄着孩子，耳边却只有风声和远处邻居的笑语。丈夫于荣光，此刻正在香港的片场，挥汗如雨地拍着一场武打戏。

三十五年后，当王玉苓站在法庭上，平静地递交离婚申请书，并要求冻结夫妻共同财产时，于荣光愣住了。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个曾默默支持他事业的女人，竟会选择在他们婚姻的黄昏时分，决然离去。 这场婚姻的裂痕，究竟从何而来？故事还得从那个寒冷的冬夜说起。

王玉苓第一次见到于荣光，是在1982年的一个相亲宴上。于荣光那时已是国家二级京剧演员，眉宇间带着武生的英气，言谈却腼腆。他刚从香港拍戏回来，风尘仆仆，父母催促他赶紧成家。玉苓是国企文员，性格温婉，家境朴实，双方一拍即合。婚礼简单却温馨，喜宴上，于荣光握着玉苓的手说：“你放心，我在外拼事业，家里有你我就踏实。”

玉苓笑着点头，眼中满是对未来的憧憬。 婚后，于荣光很快返回香港，投身武打片的拍摄。那是个通讯匮乏的年代，电话昂贵，书信往来耗时，夫妻俩常常三五个月才能通一次消息。玉苓独自守着北京的小家，操持家务，偶尔在信中写下生活的琐碎：院里的海棠开了，邻居送了半篮子鸡蛋。

她从不抱怨，只盼着过年时，于荣光能带回几句温暖的话。 1987年，玉苓怀孕了。她小心翼翼地写信告诉丈夫，信纸上字迹工整，带着一丝羞涩的喜悦。于荣光收到信时，正在片场被吊威亚，摔得满身青紫。他回信说：“等戏杀青，我就回去陪你。”

可那年冬天，玉苓挺着肚子独自去医院产检，周围是陌生面孔的热闹，她却觉得心底发凉。孩子出生那天，产房外空荡荡的，只有护士轻声安慰：“别急，你丈夫肯定在路上。”玉苓咬紧嘴唇，强忍泪水。于荣光终究没赶回来，戏份临时加重，他被困在香港的摄影棚里。

孩子渐渐长大，玉苓的日子却越发孤单。于荣光在香港的事业蒸蒸日上，从《东方不败》到《新龙门客栈》，他的名字开始出现在片头字幕里。每次短暂回家，他总带着一身疲惫，行李箱里塞满给妻儿的礼物：香港的奶粉、玩具，还有给玉苓的丝巾。

玉苓笑着收下，却在夜深人静时，盯着天花板发呆。她不是不理解丈夫的辛苦，可那句“家交给你”的承诺，渐渐成了她肩上的重担。 1995年，于荣光的父亲病重。玉苓独自在医院跑前跑后，端茶送水，陪床到深夜。于荣光赶回来时，父亲已弥留。他握着父亲的手，泪流满面，却没注意到玉苓眼底的疲惫。丧事办完，他又匆匆赶回剧组，只留下一句：“你辛苦了，家里有你真好。”

玉苓站在门口，望着他远去的背影，第一次觉得“家”这个字，那么遥远。 这么多年来，孩子生病时她独自守在床边，逢年过节时她独自张罗饭菜，甚至连于荣光的事业成就，她也只能从电视上看到。忠诚，从来不是问题——于荣光从无绯闻，赚的钱都寄回家。

可玉苓想要的，从来不是钱，而是一个能陪她看海棠花开的丈夫。

2010年，于荣光回到北京发展，转型做导演。他以为离家近了，就能弥补这些年的亏欠。可剧组的生活节奏更快，几个月不着家是常事。玉苓试着沟通，语气平静却带着恳求：“荣光，孩子大了，我也老了，你能不能多留点时间给我们？”于荣光点头，承诺会调整。可没过几天，他又钻进新剧本里，电话里只有一句：“等这阵忙完，我一定陪你。”

2021年春，玉苓因过度劳累病倒，住进医院。于荣光从片场赶回，看到妻子苍白的脸，第一次感到心慌。他拉着她的手，低声说：“玉苓，咱好好过日子，行吗？”玉苓却只是摇头，眼神空洞。她递上一纸离婚协议书，平静地说：“我累了，真的。”她还申请冻结了夫妻共同财产——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保护自己这些年付出的心血。

那场离婚来得悄无声息，却像一记重锤，砸碎了于荣光对“家”的幻想。玉苓搬去儿子家，留下空荡的四合院。于荣光站在院里，看着海棠树下落了一地的花瓣，第一次意识到，那些他以为理所当然的牺牲，早已在玉苓心里积成了一道跨不过的鸿沟。

夕阳西下，北京胡同的石板路上，于荣光独自走着，身后是海棠花瓣随风飘落。他停下脚步，抬头望向远方，眼神复杂。婚姻的尽头，是一场无人胜利的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