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蒋介石过生日，请吴国桢吃饭，第二天还派一个司机送他回去。谁知路上，吴国桢意外发现，汽车的轮胎被人动过手脚！ 当时，在生日宴会上，蒋介石特别热情，拉着他的手说：“峙之，今晚就在山上住，明天我派司机送你下山。” 第二天一早，车子准时等在别墅门口。吴国桢扶着妻子黄卓群上车时，发现驾驶座上换了张生面孔。 他皱着眉问：“原来的司机呢？” 新司机低着头回话：“回主席，原司机昨晚突然病倒，委员长特意让我来接替。” 吴国桢瞥了眼对方，发现他手在发抖。 车子往山下开，刚过两个弯道，黄卓群突然按住他的胳膊：“峙之，我肚子疼得厉害，快让司机停一下。” 司机把车靠在路边，吴国桢扶着妻子进了旁边的树林。等两人回来，他习惯性地绕到车尾 —— 这是多年从政养成的警惕。凑近一看，右后轮的三个螺丝钉没了踪影！ “停车！” 吴国桢猛地拍打车窗。司机慌忙跳下来，看到轮胎的瞬间，腿一软差点跪倒：“这…… 这怎么会这样？” 吴国桢蹲下身，回忆昨晚宴会上的异常。蒋经国举杯时那眼神；上个月省府会议上，自己拒绝给 “国防部总政治部” 批经费后，对方摔门而去的背影，突然全涌进脑海。 “要是刚才在那个急转弯处踩刹车……” 黄卓群哭着说。吴国桢站起身，望着远处的山影，突然扯了扯嘴角 —— 那笑容里，全是说不出的滋味。 这场突如其来的惊魂，并非偶然，而是多年矛盾积累的爆发。故事要从四年前的上海说起。 1948 年上海，蒋经国‘打老虎’签发逮捕令，名单首位是杜月笙。 “简直胡闹！” 他把文件往桌上一拍，“上海商界已经慌成这样，再这么折腾，经济真要彻底垮了！” 抓起帽子就往门外走，直奔蒋经国的办公室。 蒋经国问道：“吴市长这是来替奸商说情？” 吴国桢压着火气：“经国兄，经济问题得用经济办法解决，抓人抓不出秩序！” 蒋经国反问道：“那你说怎么办？这些人囤积居奇，不杀几个镇住场面，老百姓能答应？” 两人吵了半个钟头，最后吴国桢甩门而去。当天夜里，杜月笙偷偷摸到他家里，塞给他一张船票：“吴市长，你是干大事的人，得留条后路。” 吴国桢捏着船票，心里清楚，从这天起，他和蒋经国就算结下梁子了。 随着国民党败退台湾，两人的矛盾不仅没有化解，反而在新的权力格局中愈演愈烈。 1949 年 12 月，吴国桢到台湾当省主席。来之前他以为，蒋介石是想让他搞民主改革，来了才明白，自己不过是颗过渡的棋子。 保安司令部隔三差五就送来报告：“主席，经国先生的人又抓了三个商人，没走任何程序。” 吴国桢忍了又忍，终于冲进总统府：“钧座，这么随便抓人，哪还有法治？民心都要散了！” 蒋介石放下笔，慢悠悠地说：“峙之啊，现在是特殊时期，经国也是为了台湾安稳。” “可这样下去……” 蒋介石打断他：“不用说了。这事我知道了。” 当天晚上，宋美龄特意设了饭局调解。酒过三巡，蒋经国突然开口：“吴主席留过洋，自然瞧不上我们这些土办法。” 吴国桢刚要解释，就被对方抢了话：“怎么，觉得我不懂民主？” 满桌人都不敢作声，吴国桢握着酒杯的手，指节都泛了白。他明白，这场较量，自己从一开始就落了下风。 权力的冲突不会停留在口头争执，很快就演变成了直接的对抗与威胁。 1952 年春天的省府会议上，蒋经国派人送来文件，要给 “国防部总政治部” 批一笔特殊经费。吴国桢翻了两页就把文件推回去：“不在编制的机关，省府没这个钱。” 散会后，蒋经国在走廊堵住他：“吴主席，这么做，不怕以后难办？” 吴国桢盯着他：“经国兄，滥用职权才会真的难办。” 一个月后，吴国桢的父亲突然病倒。他赶回台北家里，医生偷偷告诉他：“老先生的药里掺了安眠药，这是有人在警告。” 他站在窗前，想起前阵子跟蒋介石说的话：“钧座，经国兄的权力太大，恐会引来民怨。” 当时蒋介石没应声，现在才懂，那沉默里藏着多少算计。 阳明山的轮胎事件，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让吴国桢彻底看清了自己的处境。 吴国桢回到家后，坐在椅子上愣了半天。他终于彻底明白，自己在蒋介石心里，远不如蒋经国重要。 三天后，他递了辞呈。蒋介石假意挽留：“台湾还需要你。” “钧座，我实在累了。” 1953 年 4 月，吴国桢带着妻子登上飞往美国的飞机。他知道，这一走，就再也回不来了。父亲和次子还留在台湾，成了蒋家拿捏他的把柄。 离开台湾后，吴国桢开始了漫长的异国生活，这段经历也成了他心中难以磨灭的印记。 赴美后，吴国桢在乔治亚大学教书，对台湾之事避而不谈。 1984 年，大陆送来邀请函，他捧着信老泪直流，可出发前三天突发心脏病离世，享年 81 岁。弥留之际，他觉得自己对得起良心，却对不起父亲和孩子 。 吴国桢曾是蒋介石倚重的人，却因不肯妥协被弃如敝履；他想在权力的夹缝里守住底线，最终还是成了斗争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