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初五，袁崇焕设计逮捕毛文龙，当众宣布其“十二当斩”之罪,命旗牌官张国柄用尚方剑将其斩首。 那么毛文龙究竟该不该杀呢？ 若是明王朝只想守住山海关，因毛文龙对后金的牵制作用，那毛文龙不可杀。 但若是明王朝想消灭后金，彻底解决辽患，则毛文龙必须杀。 崇祯元年，袁崇焕复出后向皇帝表示“倘皇上假臣便宜，计五年而东夷可平、全辽可复”。 为达到这个目标，袁崇焕提出了“五年之中须事事应手”的诸般条件，如钱粮、武器、人事甚至言论管制等，崇祯帝全部应允。由此可看出明王朝彻底消灭后金，光复全辽的意愿和决心。 要想达到这个目标，首先要统一辽东事权，辽东将领必须服从袁崇焕统一指挥。天启二年的广宁之战就因王化贞与熊廷弼方案不一，各自为政导致明军大败，两人都被问罪处死。前车之鉴，后事之师。 其次就是粮草军饷。明军不满饷，满饷不可敌 。袁崇焕上任半路就收到了因欠饷造成宁远兵变的消息，直至十个月之后，上年山海关内外的欠饷才被补完。由此也可看出明朝的财政危机。 而毛文龙偏偏在这两个问题上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 其一，挟寇自重，不听调遣，导致辽东事权无法统一； 其二，糜饷冒功导致军费开支巨大。 要解决辽东问题，就绝绕不开毛文龙。 事实上， 袁崇焕早在天启六年宁远之战后就主张让毛文龙移镇宁远附近，曾派赵佑、徐敷奏二人与毛文龙商议移镇，但赵佑被杀于石城岛，徐敷奏虽然逃回，但不断被毛文龙以招诱两万辽兵为由要求处死，这使袁、毛两人结下仇怨。 崇祯元年底，袁崇焕请求加强登莱海禁，得到崇祯帝批准。 袁崇焕此举意在切断毛文龙的物资供应和经济来源，迫使其就范。毛文龙对此极为不满，于是上疏抗议。袁崇焕派徐琏运送火炮、器械给毛文龙，解释原因，并约定于海上会晤。毛文龙怒骂徐琏，但还是派都司熊万祥随徐琏回去，商定见面地点。 但是，毛文龙以索饷为名前往登州，引发朝野震动，随后又前往宁远，请袁崇焕于宁远督师衙门相会，已经出海的袁崇焕闻讯驰还宁远。 在这个过程中，袁崇焕以宾客之礼接待毛文龙，毛文龙却没有谦让。 从以上几件事可以看出，毛文龙已经到了不可控的地步。 对于毛文龙来说，明王朝和他更像是合作关系，要给钱才办事。后金虽然是他的敌人，但正是这个敌人的存在，明王朝才能倚重于他，他才能在皮岛上称王称霸，如果没了后金，他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所以他必然不会眼睁睁看着后金被灭。 也正是这种微妙的关系，限制了毛文龙对后金的牵制作用。 有人把己巳之变归过于毛文龙被杀，但我认为两者并没多大关系。己巳之变发生于毛文龙被杀4个月之后，之所以绕道蒙古直接攻打北京，一是宁锦防线坚固，皇太极无法突破，二是是因为后金击败并笼络了蒙古诸部，给绕道蒙古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果跟毛文龙有关的话，何必等到四个月之后呢？ 唯一可惜的是， 崇祯皇帝没有选择相信袁崇焕，而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之计，己巳之变后将袁崇焕凌迟处死，世人皆认为其是卖国之贼，直到150年后才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