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朱德去世，毛主席哽咽询问华国锋：朱老总得的什么病？ “到底怎么了？”——1976年7月6日深夜，北京玉泉山值班室里，华国锋正低声向刚刚被扶起的毛主席做汇报。短短七个字，空气瞬间凝住。华国锋沉默片刻，只能重复医生的诊断：“朱老总……没抢救过来。”毛主席抬手，想抓住什么，指尖却在空中停住，他又问了一遍：“朱老总得的什么病？” 这一夜，北京的天空闷得厉害，连知了都闭嘴。朱德在北京医院的生命监护设备于15时01分归于零线；不到四小时，噩耗从医院一路传到中南海，再折回玉泉山。83岁的毛主席刚从心梗急救里被推回病房，护士长不敢告诉他全部细节，只说高烧、肺部感染、肾功能衰竭交错，不可逆。主席仍不死心：“发烧多久？白细胞多少？”声音颤抖，似在逼自己接受事实。 很难想象，半年前，两位老人还相约“春暖时要一起晒晒太阳”。1月15日周恩来追悼会，朱德因腿脚浮肿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转播；镜头扫过灵车时，他攥紧靠枕说：“总理走了，主席更要保重。”那天起，朱德每天询问毛主席的视网膜恢复得怎样、是否能看文件，甚至叮嘱护士“把主席的新照片洗一张给我”。医生给他静脉注射时，他抬头就一句：“等我能下床，先去中南海。” 现实却不容转圜。6月25日朱德接见外宾时，刚握完手就险些晕倒，晚上高烧40℃，两肺弥漫性炎症。7月1日党的生日，他坚持听完人民日报社论，听到“七十五载星火相传”一句，突然咳出血丝，护士吓得落泪。“别急，我这点小病压不倒我，”朱德还笑着安慰，“革命哪有不带伤的？”那副从井冈山带出来的乐观劲儿，到了生命尾声依旧没改。 7月5日深夜，监护室里突然停电十二秒。备用电启动后，监护仪报警声此起彼伏，朱德呼吸微弱，但意识清醒。他抓住身边年轻值班员的手，边喘边说：“要抓粮食，要抓钢铁，要抓教育。”最后一句几乎听不清，只剩口型——“要看主席。”7月6日下午，心电图变成一道直线。医疗组纪录里写了十六个字：呼吸、心率相继消失，经抢救无效死亡。 就在北京医院忙着后事时，毛主席的病房门口站满医疗专家和政治局成员。华国锋硬着头皮进去，房内只开一盏台灯，主席躺得很高，双眼含泪却强撑着气息：“详细告诉我。”专家尽量避开“肾衰竭”“感染性休克”等字眼，只说“病根在肺部”。主席哽咽：“朱老总身体一直硬朗……怎么忽然就……”末了，他摆手：“送一副挽联，用我和他在井冈山的合影。” 当天下午，组织上紧急组成治丧小组，灵车路线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再到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7月11日清晨，四十里送行队伍排满长安街，黑纱、白花、挽幛此起彼伏。有人掀车帘瞻仰遗容，哭得瘫坐；也有人举起小旗，高喊“朱总司令永垂不朽”。站在人海中的老红军李苏，一手拄拐，一手抹泪：“头上那顶八角帽，就是朱总司令发的呀！” 追悼会当天，毛主席在病房端坐，电视画面里播到默哀，他缓慢摘下氧气吸管，试图起立，被护士紧急按住。默哀完毕，他轻轻念：“1928年4月，宁冈砻市……一握手就是半个世纪。”随后吩咐秘书从档案里找出1935年长征途中两人写给中央的联名电报。那份泛黄电文不上四百字，却连署了“毛泽东、朱德”四个大字；主席用拇指抚了抚，眼角潮湿：“他一直相信我。” 他们确实并肩太久。从南昌到井冈，从金沙江到天安门城楼，再到1955年授衔仪式——主席说“建议朱德同志为元帅之首”，而朱德回敬一句“统帅是你，我只替你打仗”，两人相视大笑。外界只看见“朱毛”，没看见无数个夜里，两人围着火堆研究每一寸地形图；也没看见解放后朱德在人大副委员长办公室里给主席写的批注条：“农村用电，刻不容缓。” 值得一提的是，朱德晚年最惦念的并非个人安危，而是国民经济。1976年春，他拖着病体到国家计委听汇报，全程坐轮椅，却对粮棉油统购数字问得极细。有干部劝他早点回院，他回一句：“我多问一个问题，工厂就少停一次产。”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与毛主席的大局战略正好互补，一份指挥若定，一份厚重踏实，一拍即合。 7月下旬，华国锋整理领导人意见，打算将朱德生平出版成册。毛主席在封面上批了四个字：“忠诚、坦荡。”不久后，他的病情急转直下，9月9日凌晨溘然长逝。两个月间，三位开国重臣相继离世，许多人说那年“天都灰了”。可就在同年年底，全国钢产量首次突破两千万吨，黄河小浪底工程通过初步论证，田间的拖拉机声也多了起来。朱德“生产只能上不能下”的嘱托，被千千万万基层干部记在了笔记本，也踩实在田地里。 今天，走进八宝山革命公墓深处，那株被称作“老总柏”的侧柏仍郁郁葱葱。柏树旁的石碑上一行小字分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很多老兵敬礼时会轻声说一句：“首长，报告！我们还在。”朱德听不到了，毛主席也听不到了，可这声“还在”像一把军号，一直响在这个国家前行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