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受周总理表扬的石圣钰，临退休前因何事入狱？接受采访连喊后悔 “1995年5月傍晚，石圣钰忽然压低嗓子对司机说：‘风向不对，你先别走。’”一句并不寻常的提醒，为这位曾被誉为“草窝里飞出的金凤凰”的老干部命运急转埋下伏笔。彼时上海反腐铁网正悄然收缩，市检察院把“三机关一部门”列为全年重点，暗潮已涌到石圣钰脚下，可他还没来得及察觉那股彻骨凉意。 顺着时间往回拨三十多年，1953年的石圣钰不过十八岁。师傅自尽，他临危受命顶上工段长职位，第一次尝到责任的重量。三年后，全国八家单位联手攻关无缝钢管，他率领二十多名青工日夜鏖战，76毫米口径试制成功，现场鞭炮炸得厂棚直颤。周总理到车间时，石圣钰激动得一句“报告总理，一切正常”，声音竟有些发抖。总理走出门口回头一句“草窝里飞出金凤凰”，让这位青年技师在上海滩声名鹊起，也成了他后来无数次在晚宴上被人敬酒时必被提起的光辉“开场白”。 从普通工人到厂党委书记，再到1978年出任市总工会副主席，石圣钰的履历几乎就是一部“个人奋斗史”范本。他自诩守得住清贫，事实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确实连自行车都是用到掉漆也舍不得换。外界的称赞与荣誉蜂拥而至，他却总用一句“靠的是苦学”搪塞过去。可惜，人性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改革开放后市场气息扑面而来，手中那枚印章忽然变得含金量十足，诱惑也悄悄推开门缝。 生活上的裂缝首先来自感情。1983年结发妻子病逝，他在第二段婚姻里又遭遇激烈冲突，家里阴云不散。好友劝他“忙事业可冲淡烦恼”，可石圣钰夜里对着空荡的客厅，想到自己快六十岁，既要撑场面，又得重新筹办婚事，心里像堵了一块石头——“钱，还是得有。”正是这股急迫，让他在1993年与福建烟糖公司那位女经理第一次“合作”时，迅速迈出了危险的一步。 事情的起点并不起眼：两万元“投资款”，每月返一千二，看似游刃有余的理财。而后是六千、是一点四万，再往后便是通过虚假合同轻而易举套出的第一笔一百万。石圣钰曾尝试给自己找过理由——“我只是帮下企业周转，又没让国库亏空”，可几乎同一时间，上海已有局级干部因受贿落马的消息上了头版。警示摆在眼前，他仍心怀侥幸，觉得“自己干的是技术口出身的老同志，不会有人盯上”。 1995年初，检察机关接到实名举报，矛头直指他与几家下属企业贷款流程蹊跷。侦查员丁谷平带队连夜整理账目，一处处金额对应合同，却总对不上实物。7月，女经理被秘密监控；8月6日凌晨，她在虹桥机场入口被带回，随身只剩下一只装满文件的皮箱。起初她咬紧牙关，可持续的心理攻势让她夜里突然病倒。医生、牛奶、粥，这些细节不经意击中她的防线，第二天，她开口供出“石副主席”收下的全部回扣。 8月10日，总工会党组找石圣钰谈话，希望他主动说明问题，他依旧摆出“清白”姿态。下午四点半，检察院传唤证据摆在面前，他还是否认。直到丁谷平抛出女经理的签字供述，又轻轻一句“你为党干了大半辈子，不想就此断送吧”，那道心理防线终于崩溃——石圣钰泪流满面，用颤抖的笔写下第一份自首材料。 1996年2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他受贿罪成，有期徒刑十年。没有上诉，他自知证据链闭合，任何辩解都只是徒劳。看守所交接时，他低声对管教说：“我认了。”一句话，气力散尽。对他而言，最难熬的并非狭窄牢房，而是从“三级劳动模范”到“贪腐官员”巨幅反差带来的精神重压。 同年4月，记者获准在监狱里与他短暂对话。石圣钰坐在薄木椅上，一再强调“我后悔极了”。他不回避细节，甚至主动描述第一次拿现金时的心跳，“像年轻时第一次拉姑娘的手，既兴奋又害怕”。说到家人，他轻轻摆手：“无所谓，她们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那刻，他终于正视失去的一切，却已来不及。 狱中生活并不算苛刻。考虑到年纪，他被安排在三人间，劳动任务是拆信封、装袋，每天四五小时。下过雨的操场泥泞，他还是会绕圈慢走，偶尔帮年轻犯人指点金属加工理论，言语间闪现早年技师的自豪。管教私下评价：“老石心里还留着那股工匠劲儿，这是他的救命稻草。” 回望石圣钰的曲折人生，令人扼腕的不止是金钱的腐蚀，更是晚节失守背后的心理漏洞——多年高光让他开始相信自己“功大于过”，而市场化狂潮又放大了这种错觉。权力若缺乏边界感，一旦与需求巧妙对接，便会像生锈的无缝钢管，外表光亮却已暗藏裂纹。石圣钰在采访里连喊三次“后悔”，那声音哑得厉害，却给后来人敲响了最直接的警钟：再厚的功劳簿，也挡不住法律的卷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