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得知毛主席7个月没吃一口猪肉后，宋庆龄从上海赶到北京给毛主席送来一篓螃蟹，周总理也劝毛主席多少吃口肉，毛主席却摇头说“你吃了吗？”

1960年的深秋，寒风从黄浦江畔吹到中南海，宋庆龄提着一篓阳澄湖大闸蟹，急匆匆踏上北上的火车。螃蟹在竹篓里微微晃动，带着江南水乡的湿润气息，仿佛是她对一位老友的深深挂念。她听说，毛主席已经七个月没吃一口猪肉，瘦得脸颊凹陷，体重掉了十几斤。这篓螃蟹，是她的一片心意，只盼着他能破例吃上一口，补补身子。可当她推开中南海那扇简朴的木门，毛主席却只是笑笑，目光越过篓子，望向窗外，问：“战士们吃饱了吗？”

这一问，像一记重锤，敲在宋庆龄心头。她愣住了，螃蟹的清香还萦绕在空气中，可那篓珍贵的礼物，最终被分给了警卫员和工作人员。毛主席平静地说：“前线的战士更需要营养。”谁能想到，这位一手缔造新中国的领袖，在最艰难的岁月里，连一口螃蟹都不肯尝？

1960年，中国正深陷三年困难时期的泥潭。自然灾害接踵而至，粮食产量锐减，全国上下都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城市里，定量供应的粮票成了命根子；农村里，野菜、树皮甚至成了救命的口粮。中南海里，毛主席的餐桌上，荤腥几乎绝迹，一碗清汤、几片咸菜、一碟豆腐乳，就是他的日常。

根据历史资料，毛主席给自己定下“三不”原则：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他的伙食费低得惊人，每月不过几块钱，远低于普通干部的标准。甚至在庐山会议期间，他还特意叮嘱管理员：“伙食费要重新算，煤钱也要算进去。”这不是小题大做，而是他一贯的信念——领袖不能搞特殊，必须和人民同甘共苦。

那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厨房里飘来一阵辣椒的香气。警卫员小李知道毛主席爱吃辣，偷偷炒了一盘辣椒炒肉，想让他改善一下伙食。菜端上来，红艳艳的辣椒在昏黄的灯光下格外诱人。毛主席盯着那盘菜，顿了顿，筷子却没动。他起身，端着盘子走向厨房，径直把菜倒进大锅的野菜粥里，笑着对小李说：“这得大家一起吃。”

小李愣在原地，眼眶有些湿润。他知道，主席不是不爱吃辣，而是不能让自己比别人吃得好。从井冈山时期取消军官小灶，到新中国成立后坚持吃粗粮杂面，毛主席的节俭从不是做样子。他的睡衣打了六十多个补丁，袜子破了洞仍舍不得换，甚至会见外宾时，补丁袜子不小心露了出来，引来一阵善意的笑声。

与此同时，远在北京大学的校园里，毛主席的女儿李讷正低头在草丛中挖野菜。1960年的北大，学生们的生活同样清苦，食堂的饭菜常常只有稀粥和几片咸菜。李讷的脸庞因为营养不良而微微浮肿，同学劝她回家吃顿好的，她却摇摇头，淡淡地说：“我爸说，人民的孩子得和人民一样。”

毛主席从不给子女特殊待遇。李讷上大学后，没有专车接送，没有额外的粮票，甚至连一件新衣服都没有。她知道，父亲在家里定下的规矩，不只是约束自己，也约束着全家。一次，毛主席听说李讷在学校饿得厉害，特意让人送去一小袋杂粮，却叮嘱：“别让她知道是我送的。”这份隐秘的关怀，藏着父亲的柔情，也藏着他对原则的坚守。

宋庆龄送来的那篓螃蟹，最终去了哪里？它没有出现在毛主席的餐桌上，也没有被束之高阁。警卫员回忆，后来那些螃蟹被分给了中南海的工作人员，甚至连门岗的战士都分到了一只。有人不解：“主席，您身体要紧，哪能这样苦自己？”毛主席却摆摆手：“我吃不下这口，因为我知道，外面还有人连野菜都吃不上。”

这不是矫情，而是他内心的底线。三年困难时期，全国粮食出口仍在继续，毛主席却带头节衣缩食，把节省下的物资用来救济灾民。他的体重从1959年的140多斤骤降到120斤，脸颊凹陷，腰带多扎了几个孔。可他从不抱怨，只是默默批阅文件，筹划如何让国家渡过难关。

1960年的北京，寒风刺骨，街道上行人裹着破旧的棉袄，步履匆匆。中南海的院子里，积雪覆盖了青石板，毛主席的房间却没有生火取暖。他常说：“煤钱也要省，省下来给灾区用。”灯光下，他穿着补丁叠补丁的睡衣，批阅着一份份关于粮食调拨的报告。窗外的雪花飘落，映衬着他瘦削的身影，仿佛在诉说一个时代的艰难与担当。

周恩来总理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知道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也知道他在透支自己。那天，他端来一碗热腾腾的肉汤，几乎是用恳求的语气说：“主席，您得吃点，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毛主席却笑着反问：“你吃了吗？全国人民吃上了吗？”周总理哑口无言，只能默默把汤端走。他明白，这位老战友的坚持，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给全国人民一个信念：只要领袖还在吃糠咽菜，苦日子就一定能熬过去。

那篓螃蟹的清香，早已散尽在1960年的寒风里，但毛主席的身影，却像一座山，屹立在那个艰难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