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霞育儿网民国最大内耗战：中统军统互相渗透，谁笑到了最后？
1938年的武汉还笼罩在战火硝烟里，而蒋介石在武昌行营签署了两份文件，分别是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的命令。
这看似寻常的行政指令，实则是蒋介石平衡党内派系的一项重要举措。
中统由CC系的陈立夫、陈果夫兄弟掌控，背后是国民党的党务系统。军统则交给黄埔系的戴笠打理，主要听命于军事委员会。
老蒋心里清楚，让这两个派系的情报机构相互牵制，才能避免一家独大威胁自己的地位。
要说中统的根基，得从“CC系”说起。
咱们看见这俩字母别犯迷糊，它指的是以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为核心的政治集团，因两人早年在上海组织“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而得名。
陈氏兄弟追随蒋介石多年，尤其擅长党务工作，到抗战前已经掌控了国民党各级党部，中统说白了就是他们手中的“党务特务”工具，主要盯着党内异见分子和进步力量。
军统的情况不同。戴笠是浙江江山人，早年跑过码头当过小混混，后来投靠黄埔军校，成了蒋介石的“侍从副官”。
他一手拉扯起来的军统，成员多是黄埔学生、军人出身，走的是“军事化特务”路线，专门负责军事情报、敌后破坏和监视军队。
您看，中统和军统两个机构名义上都归“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管辖，实际上各有靠山，从成立那天起就埋下了争斗的种子。
1939年初，重庆的冬天又湿又冷，戴笠在军统局本部召见了向影心。
这个出身陕西名医家庭的女子，早年嫁给西北军阀胡逸民，后来被戴笠收为特工，因手段狠辣、善于交际，被称作“军统之花”。
当时，戴笠扔给她一叠资料，并交给了她一项任务：“陈立夫最近频繁接触重庆工商界，你想办法打进他的圈子。”
向影心是西北军阀胡逸民的夫人，在西北军政界曾有过不少应酬，阔太太的身份是最好的掩护。
行动开始后，她打听到陈立夫的亲信、中统重庆区区长季源溥的夫人喜欢打麻将，便托人介绍加入了太太们的牌局。
向影心故意在牌桌上输钱，一来二去竟成了季家的常客，甚至能跟着季夫人参加中统家属的聚会。
可就在她准备进一步接近陈立夫时，一个意外出现了。
军统早年派往中统的特务李长亨，因受伤归队后认出了她。
李长亨曾在中统内部见过向影心陪季夫人出席宴会，当时只知道她是“胡太太”，却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于是，警觉的李长亨立刻向戴笠汇报：“局长，那个常去季家打麻将的胡太太，我在中统的庆功宴上见过她。”
戴笠听闻这个消息，惊出了一身冷汗——他怕的不是李长亨这个“自己人”，而是中统内部很可能有专门监视军统动向的眼线。
毕竟李长亨能注意到的，中统也能注意得到。
“你确定没看错？”
戴笠盯着李长亨。对方点头后，他立刻下令：“通知向影心，马上撤离！”
就这样，向影心匆匆离开了重庆，第一次渗透任务以失败告终。
这次失败让戴笠明白，中统在党务系统扎根太深，两派特务抬头不见低头见，不少人早年都在国民党系统内共事，仅凭阔太太身份很难长期隐瞒。
更关键的是，中统对军统的警惕性极高，任何细微的异常都会触发他们的反侦察机制。
如果说渗透失败是“暗战”，那么两大机构在抓捕异己上的正面冲突就堪称“明争”了。
1940年，中统在贵州抓获了一批被怀疑“通共”的进步青年，正准备押往重庆审讯，半路却被军统的人截胡了。
在现场，带队的军统贵州站站长王天木亮明身份：“这些人涉及军事情报案，按规定该我们接管。”
中统的特务气不过，却拿不出反驳的理由——蒋介石规定“党务案件归中统，军事案件归军统”，可“通共”这事既涉及党务又涉及军事，成了双方争夺的“灰色地带”。
更激烈的冲突发生在息烽集中营。这个位于贵州山区的秘密监狱，是军统关押政治犯的核心场所。
1941年，中统将一批抓获的地下党成员送往重庆，途中被军统截住，直接押进了息烽。
陈立夫得知此事后大怒，打电话给戴笠：“雨农（戴笠字雨农），你这是越权！”
戴笠却装傻：“立夫兄，这些人供出了军方的内线，我们也是为了前方战局着想。”
一来二去，息烽集中营成了军统扣押中统“战利品”的地方，两派的矛盾彻底摆到了台面上。
不止如此，双面间谍的出现让局势更加复杂。
中统曾派特工张超打入军统上海站，此人凭借黄埔同期的身份取得戴笠信任，竟当上了行动组副组长。
直到1942年，军统在破译日军密电时发现，上海地下党的几次行动失败都与张超有关，这才顺藤摸瓜查出他的真实身份。
作为报复，军统随后将一名叫赵理君的特工安插进中统河南站，此人后来因杀人越货暴露，竟供出自己同时为双方卖命，成了轰动一时的“双面间谍案”。
面对两大机构的火并，蒋介石表面上装聋作哑，实则在暗中操控。
1943年，他专门成立“特种工作委员会”，由自己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牵头，定期召集戴笠、陈立夫等人开会，美其名曰“协调工作”，实则是监视双方动向。
有一次开会，陈立夫抱怨军统“滥用特权”，戴笠立刻反驳：“中统在各省党部安插眼线，连军队的政工人员都要审查，这难道不是越权？”
两人在会上拍桌子瞪眼睛，陈布雷只能打圆场：“都是为党国效力，别伤了和气。”
这种内耗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1944年豫湘桂会战期间，中统截获了日军调动的情报，却因怀疑军统会抢功，迟迟没有通报军方。
而军统得知中统掌握情报后，第一时间竟派特务封锁消息，导致前线部队错失战机。
事后，蒋介石气得大骂：“你们整天盯着自己人，倒把日本人忘了！”
可骂完之后，他依然没有裁撤任何一个机构——在他看来，派系制衡比效率更重要。
抗战胜利后，中统和军统的命运走向了分化。
1947年，中统改组为“党员通讯局”，逐渐失去实权。
军统则一分为二，保密局（公开特务组织）和国防部第二厅（军事情报部门），戴笠坠机死后，军统也元气大伤。曾经在情报战场上斗得你死我活的两大机构，最终都成了蒋介石独裁统治的牺牲品。
回顾这段历史，人们很难说清到底是谁赢了。陈立夫晚年移居美国，靠养鸡度日时曾感慨：“当年我们争的是权力，丢的是人心。”
戴笠的亲信沈醉也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表面上是在对付共产党，实际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对付自己人。”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当两大特务机构把枪口对准彼此，当情报人员把心思用在派系倾轧，所谓的“党国大业”早已变了味道。
历史终究证明，靠权术维系的平衡终究是空中楼阁，真正能支撑一个政权的，从来不是特务的枪口，而是民心的向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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