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复仇之母，女儿被害还遭污蔑，庭审现场母亲朝凶手连开8枪 1981年3月6日，西德吕贝克地区法院的空气里弥漫着压抑的沉默。 被告席上，克劳斯・格拉博夫斯基正漫不经心地转动着手腕，仿佛眼前的审判与自己无关。 这个曾因猥亵儿童多次入狱，却靠着"精神疾病"和"化学阉割"逃脱重罚的男人，此刻正等着法律再次对他网开一面。 旁听席上，一个穿休闲风衣的女人缓缓站起身。 她叫玛丽安，是被害者7岁女孩安娜的母亲。 旁边的法警一动不动，没有拦她，安检也好像疏忽大意了，没搜出她藏在口袋里的贝雷塔手枪。 "砰！砰！砰！"八声枪响在法庭回荡，格拉博夫斯基倒在血泊里时，嘴里还嘟囔着"那小丫头活该"。 玛丽安站在原地，手指还扣在扳机上，直到旁边的人才不急不慢地走上前，卸下了她手里的枪。 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既不发抖也不哭泣，仿佛只是完成了一件拖延太久的家务。 这场震惊德国的法庭枪击案，要从一年前那个春天说起。 1950年出生的玛丽安，童年是在继父的拳头下熬过来的，十几岁时她未婚先孕，前半生过得满是心酸。 直到小女儿安娜・巴赫迈尔出生，她才觉得漂泊的人生有了锚点。 靠着开酒吧攒下的钱，玛丽安和安娜在小城过了七年安稳日子。 安娜会把野花插进啤酒瓶，会踩着板凳帮妈妈擦吧台，那些细碎的笑声是玛丽安对抗过往创伤的唯一武器。 可1980年5月5日的争吵，打碎了所有平静。 那天玛丽安因为进货的事心烦，对着挑食的安娜发了火，摔门去酒吧上班时，没看到女儿眼里打转的泪水。 安娜没去学校，背着书包在巷口晃悠。 邻居格拉博夫斯基凑过来，从口袋里摸出颗水果糖："我家有小猫，要不要去看看？ 几个小时后，格拉博夫斯基把安娜的尸体塞进纸箱，扔进了附近的运河。 警察找到箱子时，里面的小女孩双手还保持着蜷缩的姿势，像是在最后一刻想抓住什么。 法医的报告里写着"窒息死亡，生前遭虐待"，玛丽安在警局看到那几行字，突然笑出声来，笑着笑着就瘫在地上，喉咙里发出像野兽一样的呜咽。 格拉博夫斯基很快就招了，但他的话比刀子还伤人。 "是她先凑过来的，"他对着警察跷着二郎腿，"还说要告诉我妈，让我给她钱。" 七岁的孩子懂什么勒索？玛丽安在拘留室外听到这话，指甲把墙皮抠掉了一大块。 格拉博夫斯基的律师拿出精神病诊断书，说他作案时"没有主观意识"。 又翻出多年前化学阉割的记录，辩称"荷尔蒙失调导致失控"。 法官敲着法槌说要"谨慎考量"，旁听席上有人开始交头接耳，好像那个死去的孩子成了麻烦的根源。 玛丽安开始去射击馆。 她总是选最里面的靶位，戴着耳机一遍遍扣动扳机，直到肩膀被后坐力震得发红。 酒吧打烊后，她会对着安娜的照片发呆，照片里的小女孩扎着羊角辫，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 1981年3月6日早上，她给照片系了条新丝带，然后把枪放进风衣口袋。 庭审现场的混乱只持续了几分钟。 当法警围住玛丽安时，她突然说了句："谢谢。" 这句话没人听懂，或许是谢自己终于有勇气动手，或许是谢这迟来的，以血偿还的公道。 有意思的是，玛丽安准备已久的复仇，被法官认为是激情下的"过失杀人"，仅仅判了六年刑期。 1985年玛丽安出狱的那天，她去安娜的墓地坐了一下午，墓碑上的照片被雨水冲刷得有些模糊。 后来她嫁给一个尼日利亚男人，去了西西里岛，可没过几年又离婚了。 当地人说这个沉默的女人总在海边散步，手里攥着块褪色的儿童围巾。 这就是“德国复仇之母”的故事，这场案件像块投入湖面的石头，在德国社会激起的涟漪至今没散去。 法警们每次搜查时，总会想起1981年那个穿风衣的女人，她用八声枪响，把人性与法律的矛盾，狠狠砸在了所有人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