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几个日本兵闯入一位中国老人家中，谁料，老人竟用流利的日语破口大骂，不成想，对方的首领站了出来，对着老人鞠了一躬，并用日语恭敬地说：“陈桑学长，我们保证今后绝不再骚扰，还要把您和家人们保护得好好的！”

陈老有不合作的灵魂，日军士兵闯入香港九龙的一座中式小楼，试图强行征用，屋内的老人不卑不亢，面对枪口，竟以流利的日语回敬一句怒斥。

  这一举动，令为首的军官愣住...这一幕，是一个时代的折影，也是陈老的故事，并不始于光鲜的头衔或耀眼的学术成果，而是开始于一次又一次的拒绝——拒绝屈服、拒绝同流合污、拒绝用学问做交换的筹码。

20世纪40年代初，香港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动荡，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压境，彼时的陈寅恪，携家人避难于此，生活困顿、物资匮乏，一家人都困顿不易。  

然而，面对日方重金委托创办所谓“东方文学院”，又许以高官厚禄，他只是沉默地摇头：不合作，是他底线中的底线，当局不死心，又有人奉命游说他赴上海讲学。

  他仍然不为所动，宁可辞去港大的职位，也绝不为侵略者站台，这种近乎顽固的坚持，并非一时的情绪，而是数十年修养与信念的积淀，他的那句“我不学政治，我只为文化”不是托词，是誓言。  

其实早在留学时期，他便已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执拗，在哈佛时期，他自费留学生活清贫，却依然坚持广交学友，讲求礼数，甚至为新到的中国学生设宴款待。

  一顿“东方楼”的大宴席，不仅因菜品丰盛而流传，更因他在经济困窘中仍要操持周到而令人敬佩——一个愿意为人情义举债的学人，是值得信任的朋友，更是值得敬仰的文化人。

  或许正是这份骨子里的“责任感”，让他在面对世事动荡时，总是选择将个人命运往后放，把学术和文化看得更重。     他学贯中西，通二十多种语言，研究领域涵盖佛学、史学、语言学，他对史料考证的苛求到了近乎偏执的程度，他讲课有“四不讲”之说——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因为他始终坚信：一个真正的学者，必须说出自己的见解，走自己的路。

  抗战时期，他携家人辗转桂林、重庆、成都，生活窘迫，眼疾恶化，却依旧坚持教学与著述，他在桂林教授历史，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青年学子，在重庆、成都期间，他的左眼最终失明，却仍旧以口述方式继续撰写史稿。

  晚年的《柳如是别传》耗尽他几乎全部心力，在助手和妻子的帮助下完成，他以一部女性传记，道尽中国文化在明清之际的兴衰嬗变。

  当年战火纷飞，人人只顾逃难，陈寅恪却在纷乱中书写文化的沉思，他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视为信仰，这并非简单的政治口号，而是他终生实践的学术伦理与人格境界。     命运并未宽待这位老者，左眼失明后，他仍不肯停笔，甚至在自己眼睛全盲之后，仍口述由助手代笔继续治学，至死之前，他都未停止写作。  

1969年10月，病重的他，在广州去世，十一天后，陪伴他一生的妻子唐筼也跟着走了，文革的阴影让他们的骨灰辗转多年，直到2003年，才终于安葬在江西庐山植物园的青山脚下。  

墓碑上，只有八个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他一生最好的注脚，今天我们回望陈寅恪，不是为了怀旧，更不是要神化某个文化符号，而是要理解，当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被推到选择的岔路口，谁能真正做到“不迎合、不妥协”，谁又能坚持“有所不为”。

  在风雨如晦的年代里，他选择了沉默、隐忍、拒绝妥协，也选择了讲述、记录、继承文化的火种。  

他不是英雄，却比英雄更坚定；他不是斗士，却用一生沉默地守护信念，那些他曾经拒绝的东西，正是他留给后人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