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军要见毛主席，警卫员拦住他，他写信给主席，加了两字：土佬 “1953年深秋的上午，我要见主席，有急事。”门口那位中年军人对警卫员压低嗓门说道。 警卫员纹丝不动：“按照规定，先找中办登记。” 中南海外的寒风带着尘土拍打军大衣，李德才没再争辩，把粗糙的帽檐压得更低，转身走向街角。鲜有人知道，这位看似普通的大校是横跨三十年烽火的重机枪英雄。 他掏出纸笔，皱着眉头在白纸上写道：“我来北京，想见毛主席。李德才。”顿了几秒，又补了两个字——“土佬”。他知道，只有这俩字，能让主席立刻想到那个在大渡河边把裤子穿反的江西汉子。 写好信，他把它交给路过的小男孩：“麻烦你，送给主席叔叔。”孩子点头跑远。李德才站在路灯下，往袖口哈了口热气，脸上一点也不焦躁，仿佛确信明天就会有人来带他进去。 李德才1904年生于江西芦溪。乡亲们说他小时候像块黑铁，沉默少言，力气惊人。26岁那年，他挑着两百多斤红薯去集市，碰到红军招兵，二话不说把扁担往地上一扔：“我跟你们走。”红五军团司号长事后回忆：“这小子肩膀比马背还宽。” 分到重机枪班那天，连里发缴获的军裤，他把开衩当成方便口，硬是把裤子套反了。全班大笑，外号“土佬”当场落地。没人想到，这个“土佬”后来会在长征路上用马克沁把敌军阵地扫成废墟。 1935年5月，大渡河滚滚。聂荣臻、刘伯承站在乱石滩上寻找压制火力的人选。杨得志扯嗓子喊：“土佬！”李德才背着那挺60多公斤的重机枪，三步并作两步爬到制高点，没等命令落地就开火。河对岸机枪手被压得抬不起头，十八勇士得以冲到彼岸立足。聂荣臻后来讲评时只说了八个字：“机枪开口，河水安静。” 抗战爆发后，他一路干到营长、团长。1945年秋，冀中七十五团武器寒酸，还不如伪军。李德才跑到霸县，想找林彪支援。警卫员拦人，他只丢下一句话：“就说土佬来了。”林彪屋里憋不住笑声：“快请。”结果没要成装备，却学来一个绝招。往后凡是东北部队途经冀中，他便拿“林总同意”当令牌，硬生生把几百条枪、十几门炮攒齐。聂荣臻听闻此事，掐着烟卷摇头：“这家伙靠一张嘴打了场胜仗。” 朝鲜战场，他指挥奇袭白虎团，眉骨中弹血糊一片还紧盯望远镜。胜利电报传回国内，老同事统计，他身上共十四处旧伤，再添两处新伤。1952年初，他奉命回国休整，被安置在京西招待所。一天夜里，他闷声问妻子张素珍：“咱是不是被架空了？”张素珍劝他别多想，他却撂下筷子：“我这副身子，不能丢在热炕头上。” 杨成武请他去华北军区，给出两条路：留京搞管理，或去基层带兵。李德才想都没想：“去部队。”于是，保定军分区迎来这位粗枝大叶的新司令。 说来也怪，他刚到任就盯上篮球场。操场有了，水泥却凑不齐。手下参谋提醒：“司令，可别再打游击那套了，这回得走正式渠道。”他摆手：“渠道？咱直接找老首长。”于是出现了文章开头那一幕。 第二天清晨，军用吉普停在招待所门口，工作人员带他进了菊香书屋。毛主席放下书，眯眼打量：“土佬，几年不见，胖了没？”一句老派调侃让屋里气氛立马松懈。李德才咧嘴：“主席，您倒是显得更精神。” 毛主席问他来意。他掰着手指数缺口：石灰、碎石、钢筋。主席笑着拨通总理值班电话：“小李想搞训练场，材料给他备好。”放下话筒，主席翻出一支钢笔递过来：“拿去，别老空着手写大字。”他又招呼警卫员拿条皮带：“这也是现成的，顺便系上吧。” 离京前一晚，李德才在日记本里写：“主席没变，还是当年井冈山那个脾气。他信我，我也信他。”字迹歪歪扭扭，却透着一股倔劲。 1955年授衔，大校。有人替他惋惜：“以你的资历，少将也该排得上。”他笑骂：“有枪在手，比几颗星都亮。” 1960年初夏，老战友来看他，屋里弥漫药味。李德才指着墙上那条皮带：“主席给的，好东西。”话音刚落，人已倚枕沉睡。那年冬天，他病逝，年仅五十六岁，落葬八宝山。 今天提起这位“土佬”，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趣闻：穿反裤子、找林彪要枪、写信只加两个字。可别忘了，正是这样一个“不识几个大字”的老兵，用机枪、用胆魄、用十四道疤痕，给后来者铺出一条血火之路。把光环撕开，剩下的是棱角分明的性情与担当。粗犷也好，耿直也罢，他的故事提醒人们：在雪山草地，在三八线，在任何需要抬枪硬拼的地方，总少不了一个“土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