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月，戴笠的儿子戴善武被五花大绑，跪在地上即将被执行死刑。

1951年1月30日，浙江江山县的清晨寒意逼人，广场上却已人头攒动，群众从四乡八镇赶来，等待见证一桩迟来的正义落地，一名男子被五花大绑，跪在冰冷的石板地上，头发凌乱，面色苍白。   他名叫戴善武，是已故军统头子戴笠的长子，此刻他的名字已不再象征荣耀，而成为一个时代罪恶的缩影，宣判员逐条念出他所犯下的罪行，每一个字都如铁锤落地，击打在这位曾经权倾一方之人身上。   戴善武自幼生活优渥，因父亲戴笠在国民党军统系统中声势显赫，他自小便享尽人间便利，父亲长年在外奔走，教养的责任便落在祖母身上，由于溺爱，他性格偏执，目中无人，青年时期曾被送往上海读书，但他无意学业，频繁出入烟花场所，终至辍学返乡。   彼时戴笠已在特务界成名，便安排他进入军统系统，先后挂名为情报员、干训班成员，未经系统培训，他便以军统少将之衔出任地方要职，其起点之高，引得同僚私下非议，却无人敢言。   1940年起，戴善武活跃于江山县一带，先是在地方教育机构任职，又兼任兵役事务要员，他通过父亲在军统的关系网，扩张势力，安排亲信入驻教育、情报、兵役等系统，逐步建立起以自己为中心的地方势力网络。   期间他打着抗战与清肃之名，动用特务力量抓捕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其中不乏冤假错案，1941年，他直接下令将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华春荣处决，该案在群众中传开，激起广泛恐慌，却又无人敢言。   其所作所为不仅限于政治镇压，亦深陷贪腐泥潭，戴善武在抗战期间曾多次私自倒卖军用物资，将本该送往前线的军火转手流入黑市，从中牟取暴利。   战后他借清查伪装分子之名，组织特务挨户“搜查”，实则趁机掠夺民间财富，大量金银珠宝、古董字画，被他运往自宅藏匿，坊间甚至传言其卧室中金条铺床，民众对此虽多有不满，但碍于其背景和势力，只能忍气吞声。   1946年戴笠因飞机失事罹难，戴善武失去最坚固的靠山，他一度试图借父亲之名维系权势，却难以回天，毛人凤接手军统后，为肃清内斗，迅速架空戴善武，最终以莫须有之由将其短暂羁押，其所掌控的资源亦被迅速收缴。   他出狱后再无实权，虽向蒋介石上诉，但未得回应，蒋最终安排其出任“雨农学校”校长，表面维稳，实则流放。   任校长期间，他依旧不思悔改，在校内行为放肆，曾有多名女教师、女学生遭其骚扰，风声一度甚嚣尘上，地方民众屡有上报，最终惊动上层。   他的家事亦随之崩解，妻子带着年幼子女逃往台湾，生活拮据，留在大陆的子女则命运各异，有的改名隐姓为农，有的被送入孤儿院，再无从前荣耀可言。   1949年，江山县解放，地方党委迅速接收原有治安、教育系统，戴善武见势不妙，试图经福建逃往台湾，但途中即被解放军截回，初时他佯装悔过，配合政权改组，但实则暗藏逃亡之心，不久后即试图伪造身份前往上海潜逃，再次被地方公安擒获。   1950年，经群众多次实名举报与审讯取证，公安机关基本掌握其主要罪行，其涉案文件、群众证词、旧日账本与目击人指证，构成完整证据链。   地方法院根据其参与镇压革命者、倒卖军火、非法聚敛、强奸妇女等事实，正式以“反革命罪”起诉，审理期间，其言辞狡辩，不认主要罪责，表现傲慢，毫无悔意。   1951年，江山县人民政府决定公开审判，以正视听，大会当日，千余名群众围观，许多人曾亲历其罪行，审判员宣读的每一项罪状都伴随群众怒吼。   最终法院判处戴善武死刑，立即执行，几名解放军士兵押送其至刑场，枪声落下，三十六岁的戴善武倒在血泊之中，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他的死，不是因为父亲戴笠的身份，而是源自他自身所犯下的深重罪孽，在那场千人围观的清晨，民众终于见证了一个曾经不可一世者的终局，而他的陨落，也象征着旧时代特权者的彻底崩塌，对于江山百姓而言，那一刻不只是惩恶，更是新秩序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