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徐林侠倒在血泊中，看着特务杨进兴正准备对小萝卜头下手，便劝他停止犯罪，毕竟小萝卜头只是个孩子，为什么要杀他？ 那个血腥的夜晚，一位母亲倒在血泊中，用尽最后的力气为8岁儿子求情。当刺刀指向小萝卜头时，徐林侠的哀求声在戴公祠里回荡。这不仅是一位母亲的绝望，更是人性与兽性的较量。 徐林侠，1904年出生于江苏邳县，1924年考入江苏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这个从小就有反抗精神的女子，为了拒绝包办婚姻，甚至割掉了自己的小指。后来她遇到了同样有理想的宋绮云，两人一起投身革命，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底，宋绮云、徐林侠及他们8个月大的幼子宋振中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先后被囚禁在重庆”白公馆”监狱、渣滓洞和贵州息烽集中营。这一关就是8年，小萝卜头从婴儿长到了8岁。 监狱里的条件有多恶劣呢？因为在监狱里面的伙食极其糟糕，萝卜白菜是常有的事，偶尔餐盘里面能够得到一块已经不成形的冷面，已经是极其好的营养了。小萝卜头因长期营养不良导致身体发育十分迟缓，胳膊和大腿看起来十分纤细，却顶着一个不合比例的大脑袋，难友们十分怜爱的给他起了个”小萝卜头”的绰号。 这个可怜的孩子没过过一天正常的童年生活。在狱中，徐林侠同志的待遇，比一般犯人更艰苦。每个犯人，只分给一尺宽的地盘，刚够一个人躺下，身都不能翻，而小孩子是不给地方的，徐林侠只好叫儿子睡在自己身上。晚上换尿布都得摸黑进行，湿尿布没地方晾，徐林侠就贴在身上用体温烘干。 小萝卜头虽然年纪小，但很懂事。当徐林侠宝贝似的捧着一把黄豆，递给宋振中时，他渴望的看着黄豆，口水在喉咙处不停滚动，但他只是摇摇头，对着母亲说：“母亲先吃，我再吃”。这样一个懂事的孩子，还成了狱中的小交通员，帮着传递情报。 杨进兴是什么人呢？杨进兴1917年生于浙江省宣平县，1940年参加军统，1946年调到白公馆看守所当行动员、看守员、后升任看守长。一贯穷凶极恶，残害革命志士。杨进兴因惯用老虎凳、灌辣椒水等各种残忍酷刑而臭名远扬，被他亲手杀害的革命志士竟达300多人。这样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连8岁的孩子也不放过。 1949年9月6日，在松林坡戴公祠用匕首刺死原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杨虎城及其幼子杨拯中，稍晚时候在戴笠警卫室用匕首刺死原杨虎城秘书、中共党员宋绮云，宋绮云夫人、中共党员徐林侠和幼子宋振中。 那个惨烈的夜晚，杨虎城一家和宋绮云一家被骗到戴公祠。杨虎城父子先被杀害，接着轮到了宋绮云一家。当徐林侠倒在血泊中时，她看到杨进兴正朝着8岁的小萝卜头走去。作为一个母亲，她用尽最后的力气哀求道：不要杀他，他只是个孩子，根本不会对你们构成任何威胁，他的父母都活不长了，以后将会是孤儿，就放他一条生路吧。 可是杨进兴根本不为所动。根据1977年3月27日下午，杨钦典的一份审讯报告，供称：“我们在外面那间屋子藏着，等宋绮云和他儿子小萝卜头走进里面的那间屋子，我一下子冲进去，上去就用手卡住小萝卜头的脖子，按在地上时他还没有咽气，一直在呻吟。杨进兴杀死宋绮云以后，走过来就用刺刀往他的脊梁骨处刺去，小萝卜头才死了”。 徐林侠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被杀害，那种绝望和痛苦可想而知。“宋妈妈要求留下孩子，而敌人先给她一刀，让她躺在血泊中，亲眼看着自己好容易在苦难中抚养大的儿子被刺死后，才补上致命的一刀，结束她光辉一生的”。 当戴公祠警卫室的水泥地被刨开时，小萝卜头的遗体早已腐烂，但他的两只小手紧紧地贴在胸前。当大家看清他手中握着的东西时，在场的人都忍不住潸然泪下。原来，他紧紧护在胸前的东西是老师给他的半截铅笔。这半截铅笔，见证了一个8岁孩子对知识的渴望，也见证了那个时代的残酷。 杨进兴杀完人后就跑了。杨进兴本想到成都乘飞机逃往台湾，不料汽车在射洪县境内发生故障，只得带领18名特务步行逃往华蓥山打游击。后来他化名杨大发，在四川南充县一个村子里躲了6年，还当上了互助组组长。1955年6月群众检举，被公安机关捕获。1958年5月16日，在重庆公审后被枪决。 这个杀害了三百多名革命志士的刽子手，连8岁的孩子都不放过，可见其残忍到了什么程度。而徐林侠作为一个母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为孩子求情，这种母爱让人动容。小萝卜头手中紧握的那半截铅笔，更是让人泪目，那是一个孩子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却被残忍地扼杀在摇篮里。 75年过去了，我们不能忘记那个血腥的夜晚，不能忘记徐林侠最后的哀求，更不能忘记小萝卜头手中的那半截铅笔。你觉得，面对这样的历史，我们应该怎样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