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年周恩来找陈永贵谈话，要他当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我不合适
1974年，北京医院的病房里，周恩来总理看着眼前这位风尘仆仆的山西汉子，开门见山：“永贵同志，中央决定了，准备让你当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一听，连连摆手，黝黑的脸上满是局促，一口浓重的乡音脱口而出：“总理，我不行，我文化水平不行，干不了这个。” 这话要是从别人口中说出，或许是谦虚，但从陈永贵嘴里说出来，却是实打实的心里话。他压根就没想过，自己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能和“副总理”这三个字联系在一起。然而，周总理和毛主席看重的，恰恰不是他的文化水平，而是他身上那股子从土里长出来的、任何人都模仿不来的劲儿。
这股劲儿，得从十多年前说起。1963年，对于山西昔阳县的大寨村来说，简直是末日。一场特大洪水，加上风灾、雹灾，一年的收成眼看就要打了水漂。按照惯例，遭了这么大的灾，伸手向国家要救济粮、救济款，天经地义。可陈永贵不。这位大寨的党支部书记，硬是顶着压力，提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口号：不要国家的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资；卖给国家的商品粮一粒不能少，社员的口粮一斤不能少，集体公积金一分不能少。 这在当时，简直是天方夜谭。但陈永贵就带着大寨人，白天抢收，晚上修田，硬是把不可能变成了现实。灾后的大寨，不仅没要国家一分钱，反而超额完成了公粮任务，亩产还搞到了704斤。这一下，可就捅破天了。一个在绝境中自力更生的典型，就这样横空出世。大寨这面旗帜，首先在山西省内高高挂起。 有意思的是，最早发现陈永贵“不简单”的，并非全是党政干部，还有大作家赵树理。听完陈永贵一场朴实无华的报告后，赵树理激动地找到省委书记陶鲁笳，说了一段很有水平的话：“这个陈永贵，通篇报告没提一句毛泽东思想，但处处都是毛泽东思想；没说一个哲学词儿，但句句都是辩证法。这是个人才！”这番评价，可以说是一语中的，点透了陈永贵的内核。
很快，陈永贵的事迹就传到了北京，传到了毛主席的耳朵里。1964年，毛主席南下视察，在火车上听了陶鲁笳的详细汇报。他很感兴趣，仔细问了陈永贵的名字怎么写，还特意要了相关材料来看。据说，主席在那些介绍大寨人战天斗地的材料上，划满了红杠杠，有的地方还是双杠。看得出来，这种来自基层、充满生命力的奋斗精神，深深打动了他。 同年年底，机会来了。陈永贵作为劳动模范到北京参加三届人大。12月26日，恰逢毛主席71岁生日。老人家自掏腰包，在人民大会堂摆了一桌生日宴，点名要请几位劳模，其中就有陈永贵。宴席上，毛主席拉着陈永贵坐在自己身边，亲切地称他为“农业专家”。陈永贵听不懂主席的湖南话，急得直冒汗，还是周总理在一旁当翻译，他才连忙摇头否认。毛主席看着他那副朴实憨厚的模样，笑着对大家说，有些干部脱离群众，水平还不如陈永贵呢。 这次见面，给毛主席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欣赏陈永贵，不仅因为他能干，更因为他“没有变”。后来陈永贵当了山西省的领导，依旧是农民打扮，头上包着白毛巾，大部分时间泡在村里下地干活，开会才去趟省城。不住机关房，不坐小汽车，不拿工资，只报销往返的路费。毛主席再次见到他时，欣慰地说了句：“你还是老样子，没有变哦！”
正是这种始终如一的本色，这种扎根土地的实践经验，让毛主席和周总理在考虑四届人大的人选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他。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需要一位真正从工农中走出来的代表，进入国家最高领导层，而陈永贵，无疑是农民阶层最耀眼的旗帜。所以，才有了1974年医院病房里的那次谈话。 面对陈永贵的推辞，周总理的语气严肃起来：“你是不是党员？是党员就得接受党的安排。这事，是主席提议的，政治局都同意了。你是农民代表嘛。”话说到这个份上，陈永贵再也无法拒绝。他后来回忆说：“我当副总理，自己思想上真是没有准备，可开会时一鼓掌，就通过了。” 1975年1月，陈永贵正式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全国农业。尽管身居高位，但他依旧不习惯批阅成堆的文件，总觉得浑身不自在。他曾对人说：“我就是个农民，文件咱也批不了，写也不会写，在这里，感觉很不自由哩。”毛主席也理解他，在他提出“三个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三分之一时间在基层，三分之一时间回大寨）的工作计划后，风趣地批示：“同意。钓鱼台无鱼可钓。”
这位农民副总理，在北京时，心里惦记的是大寨的庄稼长势；回到大寨，就端着个大碗，到各家串门吃饭，边吃边聊村里的事。碗里装的，还是他吃了大半辈子的玉米面疙瘩。他把自己和土地、和乡亲们，绑得死死的，从未有过片刻分离。 时光流转，政治风云变幻。1980年，陈永贵辞去了副总理职务。后来，他到北京东郊农场当了个顾问，继续和他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土地为伴。1986年，陈永贵因病去世，享年72岁。按照他的遗愿，骨灰被送回大寨，撒在了他曾亲手开垦的虎头山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