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3月20日晚1040，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杀，身中三枪生命垂危，在医院他对于右任说：我身体很痛，估计是活不成了，我在南京、北京和东京都有大量的存书，委托老兄把它捐给南京图书馆，我一生投身革命，家贫无钱，但上有老母，下有幼子，希望你和黄兴老兄，包括我的其他朋友能为我照料。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13年春天的上海，雾气沉沉，火车站的月台上，一场命运的风暴悄然逼近，宋教仁站在站台边，手里提着皮箱，刚刚从湖南给母亲祝寿回来，准备前往北京组建属于国民党的责任内阁，这是他筹划多时的政治理想——让议会成为权力的中心，让总统不再独断专行。 那一年，他三十一岁，正值壮年，是国民党最耀眼的明星，国会选举刚刚结束，国民党赢得了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他提出的责任内阁制度，得到了广泛支持，宪政的曙光仿佛就在眼前，只差最后一步，他已计划好北上与袁世凯谈判，推进组阁进程，开始真正的议会政治。 然而，夜色未散，三声枪响打破了这个春天的宁静，子弹击中他的腰部和背部，毒素迅速扩散，被送往医院后，医生们束手无策，那天深夜，宋教仁意识到生命即将走到尽头，开始安排一生中最后的事务，他将自己精心收藏的书籍，包括在日本节衣缩食购买的宋版古籍和翻译过的西方法律书籍，托付朋友捐赠给南京图书馆，他希望这些书能继续传播法治与民权的理念。 他的家庭并不富裕，母亲已年迈，两个孩子尚且年幼，他身边的朋友们都知道，他一生节俭，几乎没有积蓄，即使在担任农林总长时，也坚持自掏腰包办公，连公务茶水都不报销，有人曾送来五十万元的支票，他毫不犹豫地退回，在这位理想主义者心中，政治从来不是敛财的工具，而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手段。 临终前，他还口授了一份政治遗言，希望袁世凯能够开诚布公，保障民权，让国会真正发挥作用，这不是恳求，而是一种期望，即便身处死亡边缘，他仍然相信制度比个人更重要，法治比恩赐更可靠，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写下这份遗书，仿佛在向后人托付一个未竟的梦想。 消息传出后，社会震动，舆论普遍认为这不是一桩普通的刑事案件，而是一场精心谋划的政治暗杀，警方很快展开调查，从一个被遗落的枪套开始，追查到一名古董商人，这人称，几天前有人向他借枪，言语中有明显的谋害意图，循着线索，警方抓获了应桂馨，并在他家中发现了密电，提及“毁宋”字样，线索指向了当时袁世凯身边的重要人物洪述祖。 洪述祖很快逃往青岛，藏身于德国租界，虽然最终被逮捕，但因缺乏直接证据而被释放，与此同时，真正开枪的凶手武士英在狱中神秘身亡，应桂馨也在押送途中被杀，一连串死亡让案件陷入重重迷雾，关键证人一个接一个地消失，案件真相逐渐模糊。 在这场错综复杂的调查中，许多历史档案后来显示，国务院中确实有人在事发前后发出可疑电报，一些密电副本甚至被宋教仁的秘书保存多年，但始终未能成为决定性证据，有人怀疑是袁世凯授意，也有人认为是洪述祖擅自做主，意图邀功，这场刺杀到底是集权者的算计，还是下属的揣摩，至今没有定论。 宋教仁死后，三份遗嘱开始各自的命运旅程，他的藏书被运往南京图书馆，但在战乱中大部分遗失，多年后，他的儿子宋振吕四处寻找父亲的旧书，甚至在废纸堆中找回几本残卷，封面上印着“渔父藏书”的印章，这是宋教仁的书斋名，证明这些书曾真实存在，可惜绝大多数书籍，早已在风雨飘摇的年代中散落无踪。 他的家庭遗愿也未能得到妥善保障，他的儿子和母亲靠亲友接济度日，生活清贫，在他死后的第五天，长沙的街头上，上万名学生身披白布游行悼念，他的母亲站在人群中，手中握着儿子留学时节省的钱，温饱都顾不上的时候，还拿出银角子接济同乡，这位母亲并没有哭喊，只是紧紧攥着那张泛黄的账单，像握住一段燃尽的希望。 政治遗愿的命运则更为讽刺，宋教仁希望总统开诚布公，保障民权，但仅仅几个月后，袁世凯便开始清洗国民党势力，责任内阁制度胎死腹中，宪政道路戛然而止，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被迫流亡，北洋政府全面掌控政局，几年后，袁世凯甚至宣布称帝，彻底背离了共和国的初衷。 宋教仁曾努力推动的议会制度、三权分立、宪法保障，如今变得遥不可及，他为宪政流血，但制度未曾诞生，他的死，成了那个时代理想的终点，此后的中国，走上了军阀混战、政权频更的道路，法律与制度的声音被枪炮逐渐压制。 信息来源：百年悬案——到底是谁杀了宋教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