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巾帼英豪——杨淑英 1936年4月，杨淑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之后，杨淑英的工作就变得更加秘密、也更加危险了。她在北平做党的秘密交通员。那是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活动，随时都可能被发现，被抓捕，甚至牺牲。每一份文件的传递，都可能关系到一场战役的成败，关系到无数同志的生命安全。杨淑英就是这样，在极度危险的环境下，一笔一划地亲手抄写着党的指示，传递着重要的情报。她的手，可能因为长时间的抄写而酸痛，她的心，可能因为随时可能到来的危险而紧绷，但她从没有退缩。这种对党的无限忠诚，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支撑着她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到了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了，全面抗战开始了。战火烧遍了神州大地，无数中华儿女奋起反抗。杨淑英也随着抗战的洪流，离开了北平，去了山西太原。那是1937年9月到1938年4月间的事。她在晋察冀抗日总动员委员会里，担任宣传队支部书记。在抗日的最前线，哪里都是战场，哪里都可能有危险。她带领宣传队，用各种形式向民众宣传抗日，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抗日队伍中来。 在太原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也就是1938年5月到11月，杨淑英又被组织派往延安，到中央党校学习。延安，那是革命的圣地，是无数共产党人向往的地方。能去中央党校学习，说明组织对她的信任和培养。 学成归来，1938年12月，杨淑英又被派往敌后战场，回到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担任中共北方分局宣传部干事。从延安回到了抗日第一线，这可不是享福，而是要面对更加残酷的斗争环境。北方分局的宣传工作，肩负着教育干部、团结群众、扩大抗日力量的重任。杨淑英在这里继续发挥着她的才干，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到了1939年，她又被调到了冀中抗日根据地。冀中根据地，那可是华北平原上的一块战略要地，周围被敌人严密封锁，斗争异常残酷。杨淑英在这里先后担任了区级干部培训班大队长、冀中妇救会宣传部长等职务。她让妇女们明白，抗日不仅仅是男人的事，女人也能撑起半边天，甚至更多。她们参加做军鞋、做军粮、站岗放哨、掩护伤员，甚至直接参加武装斗争，都离不开像杨淑英这样的组织者和宣传者。 抗战最艰苦的时期，从1942年6月到1945年9月，杨淑英又在冀中抗日根据地行政公署教育科担任副科长。后来民教合并，她又担任了秘书主任兼行署支部书记、民教助理员等职。这些职务，都和根据地的教育、文化建设息息相关。在敌人的“扫荡”和“蚕食”下，根据地环境极其恶劣，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可即便是这样，我们的党也没有放弃教育。因为党知道，教育是希望，是未来。杨淑英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想方设法地发展教育，培养人才，确保文化命脉不中断。她可能要冒着敌人的炮火，组织学生上课；可能要克服物资匮乏的困难，筹集教材；她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让根据地的孩子们能有书读，让抗日的火种能代代相传。 抗日战争胜利了，但中国的革命并没有停止。接着是解放战争。杨淑英又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继续在冀中根据地坚持战斗。她并没有因为和平的曙光乍现而放松懈怠，而是继续投身到解放全中国、建立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去。她坚信，只有彻底推翻旧制度，人民才能真正获得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杨淑英的人生篇章翻开了新的一页。从1950年到1952年，她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机耕学校的副校长、学校分总支副书记、宣传委员等职。这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发展机械化耕作，那是国家的大事。杨淑英从战场走下来，又投身到了新中国的建设中去，继续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挥作用。 接着，1952年到1953年，她担任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的教务长。从机耕学校到农机学院，她的工作重心逐渐转向了更高层次的农业教育。她在教育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为新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建设输送了一批又一批专业人才。再往后，从1953年到1965年，她在双桥农场担任副厂长。这又是从教育岗位转到了一线生产管理。农垦事业，是新中国发展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垦荒地，发展生产，这都需要像杨淑英这样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干部。她深入基层，把学到的知识和在革命战争中锻炼出的实干精神，都用在了农场建设上。 当然，她的人生中也经历了一些特殊的时期。1965年到1969年，她在农垦部工作；1969年5月到1970年12月，她在江西永修县的中央农垦部五七干校劳动。这些都是她人生中的一部分，她也坦然面对。之后，从1971年12月到1978年4月，她在中央农林部留守处休干办担任党小组长、支部委员。1978年5月到1982年11月，又在农垦部纪律检查组工作。这些职务，虽然不像战争年代那么轰轰烈烈，但同样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她始终坚守岗位，尽职尽责，无论在哪个岗位，都保持着共产党员的本色。 1982年12月，杨淑英离休了。组织上给了她副部级的待遇，这是对她一生革命贡献的充分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