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考虑入股英特尔美国政府对英特尔的潜在入股计划，在历史维度上并非孤例。从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到 21 世纪的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多次通过股权介入私营企业，既有系统性经济危机下的应急举措，也有战略产业布局的主动选择。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政府对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的救助堪称典型。通过《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政府向通用汽车注资 495 亿美元，获得其 60.8% 的股权，成为绝对控股股东。这一举措使通用汽车经历了从 “Government Motors” 到重新上市的戏剧性转折：政府在 2010 年 IPO 后逐步减持，至 2013 年完全退出时累计亏损约 110 亿美元。类似地，美国国际集团（AIG）在 2008 年濒临破产时，美联储和财政部通过 1823 亿美元注资获得其 92% 股权。
2025 年 7 月，五角大楼以 4 亿美元收购芒廷山口材料公司 15% 的可转换优先股，成为其最大股东。这家公司掌握美国唯一稀土全产业链，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芒廷山口矿是全球第二大稀土矿。此次入股不仅包含资金注入，还伴随 10 年期产品采购协议与产能扩张支持，目标直指关键矿产自主可控。这与二战期间政府投资建设军工企业的逻辑一脉相承：1941 年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政府通过 “政府所有、政府运营”（GOGO）模式，掌控了全国 90% 的飞机、船舶和弹药产能，其中福特、通用等企业的工厂被改造为轰炸机生产线。这种直接介入虽非股权形式，却为当前战略产业干预提供了历史参照。
2008 年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对银行业的干预呈现出独特形态。财政部向花旗、摩根大通等九大银行注资 1250 亿美元，换取无投票权的优先股。这种 “被动投资” 模式旨在稳定信贷市场，却暴露出监管漏洞：银行既未承诺增加放贷，也未受到实质性股权约束，导致部分资金流向高风险业务。相比之下，2020 年新冠疫情期间的航空业救助更具针对性 —— 财政部要求接受援助的航空公司提供相当于贷款金额 10% 的认股权证，将资金注入与股权绑定。达美航空、美国航空等企业被迫让渡部分股权，这种 “危机换股权” 的操作，在波音公司拒绝接受附加条件时尤为凸显。
当前对英特尔的潜在入股，与 20 世纪 30 年代的《重建金融公司法》（RFC）形成跨时代呼应。RFC 在大萧条期间向银行、铁路等企业发放贷款并换取优先股，累计投资超 40 亿美元（相当于 2025 年的 800 亿美元），其通过股权约束企业经营的模式，为后世提供了制度模板。而 2020 年美联储推出的 “大众借贷计划”（MSLP），以 750 亿美元财政资金撬动 6000 亿美元中小企业贷款，虽未直接持股，却开创了 “财政股权 + 信贷杠杆” 的新型干预工具。这些历史实践揭示：政府股权介入往往与国家战略需求深度绑定，从二战军工产能到稀土产业链，从金融危机救市到半导体自主，股权工具始终服务于经济安全与产业竞争力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