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王家烈被蒋介石逼迫，交出兵权后考察散心，蒋介石也够意思，给了3万大洋路费，不想，王家烈前脚上飞机，后脚，特务就把他的贵州老窝给“端了”！ 那年春天，贵阳的雨下得没完。 王家烈坐在窗边，不看雨，也不看报纸，只搓着一只旧烟斗。他已经搓了一下午了，烟斗没点上，烟草是潮的。他其实也不抽烟，只是拿着那玩意儿出神。 屋外是他亲自修的青石台阶，地滑，泥腥味浓。几个警卫悄悄挪进屋子，谁也不敢先开口。 他听说，蒋介石已经到了贵阳，带着薛岳和一批新面孔。 薛岳他打过照面，不熟，眼神凶，讲话不留口德。他知道这趟来不是为了什么“督战红军”，督战是假，清算是真。 中央早就憋不住了，贵州这口锅，他们想端。 王家烈心里一清二楚，外头人叫他“贵州王”，叫得越响，南京那边就越想拔他的钉。 可话又说回来，他怎么来的？打出来的。 老黔军那时候穷得连棉衣都没有，一碗米饭掺着糠下肚，背着破枪守山头。 他是从桐梓一路打上来的，一路背人情，一路踩骨头。他不读书，不会讲什么“新政”、“整编”、“训政体制”，他只知道，贵阳的椅子是他坐上去的，凭的不是文告，是血。 现在要他下来，也得给他一个说法。 可蒋介石没有要给他说法的意思。那天谈话，地点选在贵阳行营，屋里点着煤油灯，一股生铁味，热得人发困。 蒋介石戴着白手套，手不多动，眼神却很忙。 他看着王家烈，说了句：“主席和军长，只能留一个。”语气轻得像说“饭里是放盐还是酱油”。 王家烈没答，他知道这句话背后是刀。带来的人已经进城，文告也准备好了，只等他开口投降。出去后他摔了茶杯，瓷碎在地上，半晌没人敢动。 他骂了一句脏话，说是“狗日的”，骂得不响，却结实。 第二天他答复了，留军职，不当省主席。那是他最后的执念，枪还在手，心还不冷。 过了没几天，军饷断了。不是晚，是直接停。 他派人去催，南京那边回话，说“账目混乱，待核实”，一句话，堵得死死的。 兵营里炸了锅，士兵拿着空饭碗敲锅，骂娘的、砸碗的、跑的都有。他清楚，枪在手也没用，枪杆子要吃饭。有人劝他回头，他不答。 他只是坐在老营部楼梯口，听着外头下雨。那雨下了一个星期，地上积着水，湿得能养青蛙。 他撑了不到两个月。 电报发出去那天，他穿了一身整军礼服，胸前的旧勋章擦得锃亮。 他站得笔直，像是还要打一仗，但没人给他仗打。他在贵阳机场上了飞机，身边是张学良，一起飞往武汉，再转南京。 飞机升空时，贵阳街头下起了小雨，城西的望城坡还飘着炊烟。 特务进城的时间点刚刚好，他人刚走，他们就封了旧军部，搬出一箱箱资料，拉走了几个人。 有老兵不愿走，被一脚踹倒在台阶上，鼻血滴在青石上，被雨水冲成一摊红泥。 三万大洋的“路费”，传得沸沸扬扬。他身边的人有人拿到了，有人没拿到。钱像烟一样散得快，几个月就花光了。有人说那是“封口费”，也有人说是“送客钱”，说什么的都有。他自己没回应。后来有人问他，他只说了一句：“是银子，不是脸。”说完低头喝茶，那茶泡了半天，早就凉透。 南京给他安了个“军事参议中将”的名号，挂了个名。 他住在中山陵附近的一处旧宅，每天早上出去散步，戴草帽，穿夹袄，身边跟一个年轻人提茶壶。路上碰见老军人，还有人跟他敬礼，他回得慢，但还是会点头。那几年里他几乎不说话，不进议事厅，也不写东西。他像是被挂起来了，像古庙里那口年久的钟，不敲也不响。 抗战开始，他被提了一次，任二十军团副军团长。 但没兵，没指挥权，只是挂名。他自己知道那是场戏，唱得不热闹，但不能下台。他接了，没推。再后来，战乱四起，他也不再出现于公众场合。 那时候，他的名字在军报上出现得越来越小，最后干脆不见了。 解放前夕，南京一片慌乱。 有人来劝他走，说船票和台湾那边的安排都办好了。 他坐在屋里看一本旧书，是本关于贵州地理的老书，封面已破。他不答，过了很久才摇头，说：“我走了，我妈的坟就没人烧了。”那天夜里，他点了一炷香，坐了一宿。 新政权建立后，他被安排了个职务，政协副主席，贵州省的。他回了贵阳，回得悄无声息，没人迎，也没人问。 他住在省政府后面的一排旧平房，门前有棵老槐树，风吹起来树叶响。 他常常一个人写字，写贵州的历史，说是要“留点正经的东西”。 他不讲旧事，不骂旧主，也不念旧仇。有人去访，他也不拒，坐下来泡一壶茶，只讲山里的气候、风土、人情，说得缓慢，说得仔细。那茶不热，话却温。 他晚年写了十几本小册子，都是关于黔地风俗的。 1966年夏，他病了。 高烧不退，眼睛睁不开。住院那几天，病床边只有一把破蒲扇和一罐干瘪的梅干。 他没叫过人，嘴里念叨的也不是病，而是“铜鼓岭”和“后街豆腐摊”，那些他年轻时跑过、吃过的地方。 医生说他迷糊了，但护士听懂了，说那声音里，有风。 他走得安静，像是怕惊动谁。屋外天刚亮，贵阳的老城区响起第一声鸟叫。 街那头，槐树叶子哗啦啦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