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特大城市产业转型中出现的新问题。第一，产业转型成效有限，新动能拓展乏力，传统

超大特大城市产业转型中出现的新问题。

第一，产业转型成效有限，新动能拓展乏力，传统产业升级遇阻。2020年以来，超大特大城市的传统产业退出/进入比没有明显的提升。2023年这一比例仅为大中城市的60%，表明其传统产业调整成效有限。

伴随产业转型升级受阻，超大特大城市经济增速呈现明显放缓态势。超大特大城市GDP占全国比重由2019年的34.75%下降至2024年的33.27%。2024年，2个超大城市和8个特大城市GP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广州、佛山落后2个百分点以上。

第二，制造业占比下降过快，对城市经济韧性构成威胁。近十年，超大特大城市第二产业占比呈显著下降趋势，其中成都和长沙降幅最大，分别是12.38%和13.47%。在8个北方城市中，4个城市降幅超10%。

纵观全球超大城市产业发展历程，维持一个合理的制造业占比区间，才能带动相关服务业正常发展，保持城市经济韧性。例如人均GDP在2-3万美元时，新加坡制造业占比维持在20%以上，东京维持在25%-30%。纽约人均GDP突破6万美元后，服务业才快速提升。反观我们国内的超大特大城市，制造业下降过快过早。

第三，过度追逐政策热点产业引发内卷式竞争，加固城市产业结构同质化风险。根据2023年工商企业注册数据测算，超大特大城市间产业布局相似度高。数据显示，北京与上海的产业相似度已经超过90%，达94%；武汉与长沙、郑州、西安、济南、杭州、大连、南京7个特大城市产业相似度超过90%。这种同质化现象，在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细分领域尤为突出。

第四，特大城市要素吸引力弱化，创新动能相对衰减，产业转型支撑不足。特大城市在承接高端产业与人才资源方面呈现“绝对量增长、相对量下降”趋势，多重结构性因素交织制约其产业转型升级进程——

一是吸引产业投资能力相对较弱，特大城市吸引超大、大中城市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占比分别为18.21%、18.22%，外部投资流入比例低于超大、大中两层级城市；二是相对超大城市与大中城市，特大城市创新动能呈现衰减态势；三是教育与产业资源分布失衡，进一步扩大特大与超大城市间技术创新能力差距。

第五，超大特大城市制造业外迁，威胁城市群产业链安全。近年珠三角城市群的发展，集中反映了当前我们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的结构转型压力。

2019-2023年，广州有43983家企业迁出，叠加房地产市场下行影响，2024年经济增速仅为2.1%。佛山劳动密集型和外向型制造业大量向海外转移，千亿级产业集群数量由9个缩减至4个。外向型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受产业外迁的影响非常明显，2023年珠三角地区撤离外资企业12067家，相较于2019年的6050家，五年间撤资企业几乎翻倍。

第六，部分超大特大城市外资嵌入度下降，全球产业链配置功能承压。随着外资撤离，中国部分跨国公司的总部和研发中心也随之搬走，导致超大特大城市在全球高端服务业的影响力下降，技术交流、知识传播和创新合作机会减少，有可能切断和国际创新网络的连接。

2023年，全国撤离外资企业数是32211家，是2019年的4.6倍以上；尽管同年新增外资企业数量达到53766家，但净增幅已明显收窄。（原标题：《中国社科院刘佳骏：广州5年迁出4.3万家企业京沪产业相似度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