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郑州，一61岁老人自家1500平方米楼房在多年前被拆迁，开发商白纸黑字承诺“自愿”支付1300万余元的拆迁款。谁都没想到，开发商两年后突然报警，指控老人“敲诈勒索”。之后，老人被警方带走，一审法院判处4年有期徒刑，二审法院发回重审后改判1年半，老人坚持无罪，继续上诉，获得改判无罪，但整整被羁押541天。更痛的是，在他被羁押期间，母亲、岳母、姐姐三位至亲相继离世，还错过高级职称评选。如今，老人虽然获得38万国家赔偿，但其希望追究当年办错案人员的责任。 据悉，2000年的春天，时年36岁朱建斌（化名）拿出全部积蓄，将祖宅翻建成一栋五层小楼。 2007年，朱建斌又在老宅东侧空地上，建起一栋六层框架结构的楼房，与此前五层小楼，合计建筑面积达1500平方米。 2012年，恰逢当地划入城中村改造项目，起初，村民们满怀期待，盼着借此改善居住环境。 然而，当拆迁方案下发到朱建斌手中时，他的心凉了半截，根据该方案，他那1500平方米的房产，仅能置换200平方米的毛坯安置房，并获得74万元货币补偿。 这与朱建斌的预期相去甚远，朱建斌认为这太不公平了。 朱建斌多次在村民会议上提出异议，并拒绝在补偿协议上签字，他成了村里少数几个“钉子户”之一，但他的理由很简单，要求一个符合市场价值的、公平的补偿。 2017年7月17日，在开发商工作人员以及当地街道工作人员的共同见证下，朱建斌与开发商坐到了谈判桌前。 经过数轮磋商，双方最终签订了《搬迁补偿安置补充协议》，协议内容对朱建斌较为有利，补偿总额为1300余万元，远超最初方案。 2017年7月24日，开发商主动向朱建斌出具了一份加盖公章的《承诺书》，承诺相关赔偿系自愿。文件上，还有该公司两名高管的亲笔签名。 几天后，开发商如约分两笔，将总计1300余万元的补偿款汇入了朱建斌的账户，他随即配合完成了搬迁，期待着生活翻开新篇章。 2019年8月7日，开发商突然向警方报案，声称当年支付1300余万补偿款是“被迫”的，其行为涉嫌敲诈勒索。 8月28日，一正在外地景区旅游的朱建斌，被突如其来的警方带走。 次日，朱建斌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 2019年12月，检察院正式以“敲诈勒索罪”对朱建斌提起公诉。 2021年7月，一审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朱建辉构成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追缴补偿款。 朱建斌不服，提起上诉。 2021年10月，二审法院审理后，以“原审判决事实不清”为由，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将案件发回一审法院重审。 2022年11月，重审法院再次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朱建斌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追缴84万元所谓“赃款”。 朱建斌再次上诉，他坚信清白，决心将官司打到底。 2023年8月8日，重审二审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撤销原判，宣告朱建斌无罪！ 此时，朱建斌已被错误羁押了541天。 2025年10月9日，朱建斌拿到了国家赔偿合计38.48万元，以及以口头形式的赔礼道歉。 面对38万元的国家赔偿决定，朱建斌表示“不满意、不认可”，因为错过的太多太多。 目前，朱建斌希望追究相关办案人员的责任。 那么，从法律角度，这件事如何看待呢？ 1、朱建斌为何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及寻衅滋事罪？ 《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的规定，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实施威胁或者要挟，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 本案中，朱建斌拥有合法建造的1500平方米房屋所有权，其就补偿标准与开发商进行协商，争取更高补偿，是其提出的合法诉求。且协议的签订并非秘密进行，而是在相关单位见证下完成，不存在任何非法占有目的。 朱建斌“不搬家，不同意拆迁”的表述，是其作为物权人行使拒绝权、谈判权的正常表现。而开发商主动出具的《承诺书》载明公司自愿支付1300余万元拆迁补偿，不存在任何威胁等手段。 而寻衅滋事罪要求存在“强拿硬要”是其客观行为，而现有证据无法证实朱建斌在协商过程中有相关行为。 所以，朱建斌的行为完全不符合敲诈勒索罪及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 2、朱建斌认为在其被追责过程中，存在办案人员错误办案问题，依法应追究相关责任。 在法律层面，如发现存在错误立案、滥用强制措施、枉法裁判等行为的，则依法应启动追责程序。 一方面，如查实办案人员存在职务违法的，监察委可以视情节轻重，依法进行警告直至开除公职等政务处分。如发现刑事犯罪的，依法启动刑事追责程序。 另一方面，对于处理案件中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人员，赔偿义务机关依法可以向相关人员追偿部分或全部赔偿。 接下来，朱建斌可以准备相关控告材料向检察院、监察委等单位提交控告举报材料。 对此，您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