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新四军战士李福兴在打扫战场时，无意间发现了一名鬼子尸体上有一把枪，正当李福兴过去收缴枪支时，突然这名鬼子居然活了，还一口咬住李福兴的手，准备拔枪！ 这事儿得从1945年8月说起，地点在江苏高邮。那时候，日本投降的消息还没传到每个角落，炮火声该响还是响。咱们这边有个小战士，叫李福兴，多大呢？才16岁。搁现在，2025年，这年纪的孩子正在为考哪个大学发愁呢。可李福兴呢，已经是跟着新四军打了好几个月仗的“老兵”了。 一场恶战下来，阵地上横七竖八躺着敌人。打扫战场是个苦差事，但也是个重要的活儿，得收缴武器，还得确认敌人是不是真的死透了。李福兴正干着活，眼睛一亮，看见一个倒地的日本兵腰上，别着一把漂亮的王八盒子。那时候武器金贵啊，这可是好东西。 年轻人嘛，心里一热，就快步走了过去，伸手就准备去拿。 就在他指尖快要碰到枪柄的那个瞬间，异变突生！那个“死人”的眼睛猛地睁开了，像一头濒死的野兽，张嘴就死死咬住了李福兴伸过去的手。那不是普通的咬，是把全身最后一点力气都用上的那种撕咬。李福兴疼得倒吸一口凉气，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那家伙的另一只手已经摸向了腰间的枪！ 这一下，可把李福兴的魂儿都快吓飞了。李福兴也顾不上疼了，用尽全身力气和那个日本兵扭打在一起。还好，那家伙毕竟是重伤之躯，最后被李福兴给制服了，交给了团部。 战斗结束了，李福兴的手上却留下了一个永恒的“纪念”——一块肉被硬生生咬掉了，血肉模糊。卫生员看到伤口都愣了，开玩笑问他：“你这是被狗咬了？”当知道是被一个装死的日本兵咬的，大家只能无奈地摇头。 从那以后，李福兴嘴边就多了句话，每次看到新兵蛋子，他都会笑着指指手上的伤疤，说：“别对敌人太好了！小心他们咬你！” 但如果咱们的故事就到这里，那格局就小了。因为历史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复杂性。战场上，不是只有一种面孔的敌人。 咱们把视线转到另一个人身上，一个听起来有点奇怪的名字——宫川英男。 这是个日本人，他还是民政部公布的抗日英烈名单里的一员。一个日本人，怎么就成了咱们的抗日英烈？ 宫川英男1939年也被那股战争狂热卷着，成了一名侵华日军。两年后，在山东，他被咱们八路军俘虏了。刚开始，这家伙也是个硬骨头，满脑子都是“武士的傲气”，对谁都横眉冷对。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他傻眼了。八路军没打他，没骂他，管吃管住，还给他治伤。咱们的干部天天找他聊天，不是说教，就是拉家常，跟他讲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讲这场侵略战争到底有多不正义。 宫川英男的脑子，就像一扇关了很久的窗户，被慢慢推开了。他开始反思，开始动摇。最终，他想通了，主动加入了八路军，后来还入了党，成了一名“日本八路”。 成了同志后，他比谁都积极。他利用自己的日本人身份，到前线去喊话，写传单，策反日军。他告诉对面的同胞：“这是一场错误的战争，放下武器，回家去见你们的亲人吧！”他把枪口，对准了曾经驱使他的那台战争机器。 1945年6月，就在李福兴遭遇“活尸”前两个月，宫川英男在一次执行任务时，被日军包围。村民把他藏在草垛里，他本可以躲过去。但当他看到日军为了逼问他的下落，正在毒打无辜的村民时，他冲了出去。他开枪吸引了敌人的火力，在打完最后一颗射向敌人的子彈后，用最后一枚子弹，留给了自己。 故事还没完。日军找到了他的尸体，从他随身物品里确认了他是日本人，就把遗体带回了戒备森严的火车站。咱们的战士们觉得，不能让宫川同志的遗体落在敌人手里受辱。当天夜里，几十名八路军战士冒着生命危险，夜袭火车站，硬是把他的遗体给抢了回来，像安葬自己的兄弟一样，把他安葬在了他为之奋斗的这片土地上。 李福兴的故事，告诉我们战场上必须保持百分之百的警惕。你面对的可能是一个被彻底洗脑的战争工具，任何一丝松懈都可能致命。 而宫川英男的故事，则告诉我们战略上要把人和制度分开。同样是日本兵，有的人至死顽抗，有的人却能认清正义，调转枪口。咱们的军队之所以能从弱到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很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优待俘虏，不是因为心慈手软，而是一种更高明的战略，是从根本上瓦解敌人的战斗意志。 就像1939年的博望伏击战，新四军两个连伏击了日军一个小队。战斗结束后，我军出于人道主义和保护群众的目的，把日军的尸体还给了他们。这在当时让很多人不理解，但带来的政治影响是巨大的。老百姓看到了新四军的气度，连国民党的一些官兵都佩服，日军也收敛了许多。 你看，这就是我们先辈的智慧。战术上，我们对顽固的敌人绝不手软，必须像李福兴那样，时刻准备着你死我活的搏斗；战略上，我们又像对待宫川英男和博望伏击战那样，分化敌人，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