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永州，一65岁女子承包了一片11.98亩的土地，常年被水淹没，约30年无人耕种，女子把它当作荒塘拿来养鱼。后因一场暴雨，水位上升，女子担心鱼跑走，就雇人清淤、加高加固塘埂。不料，这一行为被警方认定为非法占用基本农田，女子遭带走调查。侦查结束后，检察院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对女子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判处女子有期徒刑1年。女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女子情节轻微，免于刑事处罚，但保留了有罪认定。女子释放后，仍不服，继续申诉。令人意外的是，这块地已被调整为坑塘水面，而当地还把这规划为湿地开发。 据悉，张秀兰（化名）坐在自家门槛上，手里紧紧攥着一沓厚厚的材料，这些纸张记录着她这几年来的人生波折，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养鱼人，变成了戴罪之身。 张秀兰心里嘀咕，带着困惑和委屈：“我就是把鱼塘清淤加固了一下，怎么就成了非法占用农地？” 这个疑问，困扰了她整整三年。 事情要从2020年说起。张秀兰承包的一个地块，承包了30年，这是某水库库区内一处特殊的土地，说它特殊，是因为这块地曾是分给了村民作为责任田。 但由于地势低洼，年年被水库水淹没，近三十年来几乎没人在这里种植庄稼，村民们靠着水库失地补助维持生计，这片地渐渐成了长满水草的荒塘。 张秀兰没有多想，将这块荒塘拿来养鱼，还拿出全部积蓄买了鱼苗，不幸的是，这一年下了一场大雨，发起了洪水。 这场洪水太厉害了，水位急速上升，而塘埂太低，鱼都快跑光了。 为了保住这个养鱼的家当，张秀兰和儿子商量后决定，雇人对鱼塘进行清淤，同时加高加固塘埂。 然而，这个看似寻常的农事活动，却引来了警方的关注。 2021年12月，警方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对张秀兰立案侦查。 2024年1月，张秀兰被警方采取刑事拘留，理由是，其未批先占基本农田开挖鱼塘。 随后，检察院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对张秀兰提起公诉。 庭审中，张秀兰拿出了多项证据进行反驳。 其一，一份由居委会出具的证明。上面大致写着这样的内容：涉案地块是“历史上水淹区，近三十年未种植谷物，基本在养鱼”。 其二，一份2019年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的数据。这份调查数据显示，该地块的土地性质是“坑塘水面”，而不是“水田”。 其三，张秀兰签署的承包协议。协议上白纸黑字写着，她承包的是“170水位线内荒塘”，用途明确为水产养殖。 2024年7月，一审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土地利用现状应该以2018年的数据为准，当时这块地显示为“水田”，遂认定张秀兰的行为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四万元。 这个结果让张秀兰方无法接受，提起了上诉。 2024年11月，二审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采纳了张秀兰提交的2019年数据，定性该地块为“坑塘水面”，但仅免于刑罚，仍保留罪名。 此时，张秀兰已被关了10个月，而因为被羁押，其身体大不如前，至今不敢出门见人。 在二审结束后他们发现，涉案地块已经被规划为湿地项目开发范围。 目前，张秀兰已向省高院提交了申诉材料。 那么，从法律角度，对于张秀兰的遭遇该如何评价呢？ 1、涉案的11.98亩土地在法律上究竟是“基本农田（水田）”还是“坑塘水面”？ 根据《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以及司法实践，土地性质的认定，应以有权机关依法核准的最新调查数据和规划为准。 本案中，虽然涉案地块在2018年度的土地调查数据中显示为“水田”，但张秀兰提供了2019年“三调”成果，显示为“坑塘水面”，同时提供了村委会证明等证据，证实该地块因常年被水淹没，近三十年未耕种农作物，已实际作为鱼塘使用多年。 可见，在张秀兰2020年实施清淤加固行为时，涉案地块的法律性质应认定为“坑塘水面”，这和二审法院的认定相符。 2、张秀兰的行为到底是否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 《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具体到本案，涉案土地在行为发生前已是“坑塘水面”，其用途即包含水产养殖。张秀兰承包该荒塘的目的即为养鱼，其“清淤加固”行为与在耕地上“开挖”新的鱼塘，确有本质区别。 张秀兰与村委会签有承包协议，其对涉案土地的使用具有合同依据，其行为目的是防止鱼类流失，保障合法经营，主观上不具备非法占用农用地的故意。 客观上，清淤加固是对现有生产设施的维护，是否算破坏，存在疑问。 此外，刑法应当具有谦抑性，在可以采用民事法律达到惩治效果时，不应由刑法介入。 从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张秀兰的行为符合情节特别轻微，不认为是犯罪亦无不可。 接下来，张秀兰申诉一旦被省高院受理，仍有获得改判机会。 对此，您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