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议员: 对付中国最好的办法，就是停止购买中国生产的任何产品，全部购买美国的产品。 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斯科特声称：“所有美国人应抵制中国货”，“都必须时刻提醒自己，中国是敌人”。他声称：“美国人每购买每一件中国商品，每一架中国制造的民用无人机，就是在帮助美国的敌人来对付美国。” 斯科特此时煽动抵制中国货，与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的政治周期高度吻合。作为共和党竞选委员会主席，他需要制造外部威胁来转移选民对国内问题的注意力。 当前美国通胀率仍维持在4.2%的高位，消费者价格指数较2020年上涨18%，而中国商品占美国日用品进口总量的42%。这种经济依赖使“抵制中国货”在现实中根本不具备可操作性，更像是一种政治表演。 值得注意的是斯科特个人的政治野心。这位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被视为2028年总统潜在候选人，其团队在2025年已筹集超过3000万美元竞选资金。 通过对华强硬表态，他试图复制特朗普2016年的选举策略。但忽略了一个关键变化：经过贸易战洗礼的美国商界，已深刻认识到对华脱钩的代价。 美国零售联合会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总额达5630亿美元，平均每个美国家庭每年购买2500美元中国制造的商品。 若全面抵制，美国家庭支出将增加32%，相当于年收入7.5万美元的家庭每年多支出2400美元。这种经济压力在当前高通胀环境下将是灾难性的。 更现实的是供应链依赖。沃尔玛等零售商的中国商品库存周转周期仅15天，而重建供应链需至少18个月。 2024年尝试将采购转向越南的美国企业发现，当地产能仅能满足12%的需求，且最终产品仍大量使用中国零部件。苹果公司CEO库克内部会议坦言：“全球制造业生态链中，中国环节不可替代。” 斯科特的倡议与美国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如出一辙。该法案将2000多种进口商品关税提高50%，结果导致美国出口下降61%，加剧了大萧条。历史经济学家测算，这类保护主义政策使美国GDP损失了4.8个百分点。 更近的案例是2018年特朗普对华关税战，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显示，这些关税导致美国制造业流失24.5万个岗位，企业因成本增加损失1.7万亿美元。美国大豆出口量一度下跌70%，迫使政府提供280亿美元农业补贴。这些教训表明，经济孤立主义只会反噬自身。 斯科特的激进主张甚至与美国盟友利益冲突，欧盟2025年对华贸易额达8560亿欧元，德国汽车业40%的利润来自中国市场。 当斯科特在参议院听证会要求北约盟国联合抵制时，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直接回应：“地缘政治不应绑架经济理性。” 在亚太地区，新加坡总理黄循财近期表示“拒绝选边站队”，越南则扩大了对华电力设备进口。这些国家清楚认识到，中国作为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不可撼动。斯科特试图构建的对华包围圈，实际上正在瓦解。 在科技领域，对华封锁已显现反效果。2024年中国芯片进口额下降15%，但自主芯片产量增长32%。长江存储的232层NAND闪存已进入惠普、戴尔供应链，中芯国际28纳米工艺良品率达90%。这些突破正是在美国制裁压力下催生的。 更值得关注的是创新模式转变，中国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2.8%，专利申请量连续12年全球第一。在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前沿领域，中国学者论文引用率已超过美国。斯科特们试图通过封锁遏制中国发展的策略，反而加速了技术自主进程。 若真推行抵制，美国社会将付出沉重代价。医疗领域，美国90%的青霉素、70%的布洛芬原料药来自中国；教育领域，60万中国留学生每年为美国贡献300亿美元收入；文化领域，《流浪地球》等中国电影在美票房破亿美元。这些深层联系远非政治口号所能割裂。 普通民众将是最大受害者，芝加哥 South Side 社区的调查显示，低收入家庭购买中国商品可节省47%的生活开支。 若强行抵制，这些家庭将首先陷入困境。斯科特代表的佛罗里达州富人区居民，显然难以体会这种生存压力。 中美关系的出路在于理性竞争而非盲目对抗。微软、特斯拉等企业在中国市场的成功证明，商业逻辑可以超越政治分歧。2024年特斯拉上海工厂出口额达120亿美元，为中国创造5万个就业岗位。这种共赢模式，才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 从历史维度看，大国兴衰从来不由贸易抵制决定。英国在19世纪面对德国崛起时，选择的是技术革新而非闭关锁国；美国在20世纪超越英国，依靠的是创新活力而非保护主义。当今中美博弈，最终胜出者必将是更能拥抱全球化、激发创新潜力的国家。 斯科特的极端言论，与其说是对华战略，不如说是政治绝望的表现。当一名政客只能通过制造敌人来获取支持时，恰恰暴露了其政策工具箱的匮乏。历史将证明，真正强大的国家从不惧怕竞争，而是善于在合作中壮大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