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峙一生从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参加赌博，但他却经常利用其太太同所部的军需处长、会计科长等串通一气，策划搞钱，从1928年起，他先后南京、上海、蚌埠、新浦、汉口、长沙、南昌、吉安、九江等处购买了大批房产、地皮和盐井盐田，价值约五百万元（现洋） 以上，这些产业都是用其太太杨庄丽的真名或化名注册的。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刘峙，这位国民党高层将领，常被人提及“自律”二字，自律成为他性格的底色，他恪守生活的戒律，不抽烟，不喝酒，不涉赌局，即使在同僚间纸醉金迷的氛围里，刘峙依然严于律己，他的生活规矩到近乎苛刻，作息规律，饮食清淡，行军在外，也从未让自己沾染半点嗜好，外界习惯用“异类”形容他，仿佛在那个军队高层中，刘峙是唯一能以清教徒姿态自持的人。 但所有的克制仿佛都用错了方向，刘峙在不近享乐的背后，是对财富和安全感的极端渴望，他的节制只针对生活享受，对金钱的追逐却分外执着，权力到手之后，刘峙没有选择享乐，而是将全部的心机投入到财富的积累之中，他深知身份敏感，避免亲自出面，便把妻子杨庄丽推到台前，利用“夫人路线”打理家族的财富网络。 杨庄丽成为刘峙最得力的“白手套”，从1928年起，刘峙通过她与部队里的军需处长、会计科长等人形成紧密的利益链，军需采购、物资分发、工程款项，每一环都成为刘峙家族的提款机，杨庄丽操纵大局，资产以她的名字或化名登记，房产地契、盐井盐田、商铺洋房，遍布南京、上海、汉口、蚌埠、南昌等地，据后来的统计，这些产业的总价值超过五百万现洋，这样一笔财富，足以让无数普通人望尘莫及。 刘峙以兵权为屏障，将下属要害岗位安插亲信，军需处与会计科实际上成为家族利益的守护者，杨庄丽则游走在各地房契、仓库、盐田之间，负责运作和投资，所有的安排，都经过精心设计，刘峙看似身处权力核心，却极力与财富积累保持距离，只在账本和地契上留下自己的痕迹，正是这种隐蔽的操作，让刘峙能够维持表面的清廉。 这种利益结构下，许多事件成为刘峙财富版图扩展的注脚，1928年，周惠元揭发军用品箱内藏烟草，调查最终不了了之，刘峙迅速处理下属，轻描淡写地卸责，却对周惠元的仕途施加打压，后来，类似的操作屡见不鲜，重庆卫戍司令任期内，刘峙以防空、通讯、工程之名虚报吃空饷，倒卖军资，工程预算虚高，材料经费双份领取，所有的利益都被转化为家族资产，杨庄丽在前台应对，刘峙在幕后布局，每一笔资金都巧妙地流向家族账户。 重庆隧道惨案是刘峙贪腐轨迹中的一个高光时刻，1942年，日军轰炸重庆，成千上万民众涌入防空洞，因管理混乱导致千人死亡，事件发生后，刘峙手下部队奉命运送尸体，却在洞口搜刮死者财物，搜来的金银首饰、手表、现金，被装箱用小汽车运回刘家，利益分配不均甚至引起家中风波，几房太太争夺赃物，家丑险些外扬，惨案引发社会关注，但刘峙凭借关系网络，仅被撤职留任，风头一过，依然能重回重要岗位。 财富积累的背后，是刘峙早已洞察到的权力风险，他将所有家产悉数交由杨庄丽打理，从不直接出面，即使外界质疑，刘峙总能以清廉形象自处，严厉要求下属廉洁奉公，实际上，所有的贪腐操作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只是权力结构让人难以追责，刘峙在日记中也承认，国民党高层的腐化和士气低迷，与这种以权谋私密不可分，他批评同僚贪腐，却从未反思自身的所作所为。 杨庄丽的角色在家族财富流转中至关重要，她出身普通，靠编草鞋贴补家用，资助刘峙早年投军，刘峙发迹后，杨庄丽性格更为强势，投资置产，管理家业，成为刘家财富的实际掌控者，由于无子嗣，杨庄丽为刘峙纳妾，家庭结构复杂，小妾生育六子，却只能称杨庄丽为“妈妈”，家族权力和财富的分配，始终围绕杨庄丽展开。 家庭斗争与权力更迭并存，刘峙在重庆时期纳入第三任妻子黄佩芬，黄佩芬逐渐掌控家庭大权，安插亲属入仕，影响家族利益分配，杨庄丽和黄佩芬的权力博弈，成为家族财富更替的缩影，每一次家庭内部的风波，都直接影响到财富的流向和权力的归属，家产登记、财物分配、亲属提拔，构成刘峙家族运作的基本逻辑。 随着战争推进，刘峙的权力逐步削弱，抗战胜利后，短暂复出，因战事失利再度被撤，淮海战役期间，刘峙关注的依旧是家产转移，军队败退，家族资产却已妥善安置，南京下令收缩防线，刘峙首先安排经纪人处理盐业生意，杜聿明制定撤退计划时，刘峙为了转移银行资产，提前安排人员撤离，导致撤退计划泄露，三十万大军被歼灭，国民党最终败局已定。 信息来源：刘峙——国民党上将、蒋介石“八大金刚”之一 吉安市人民政府 2025-02-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