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提倡一心为公，取消八级工资制，确实见了成效，我的同事在八十年代就是一心为公的厂劳模，大家都是二级工，他的技术熟练，产量高，他也带动了全体职工，没人甘愿落后。 八十年代的一个车间，工人清一色挂着“二级工”的牌子，工资差不了几块钱。 有个师傅手脚麻利，技术熟，产量老在前头，还爱管闲事，带徒弟、帮同事，一门心思往集体上使劲，最后评成厂劳模。 旁人打趣：级别都一样，他图什么。 老工人半认真地说，毛主席当年提倡一心为公，嫌那种八级工资制拉得太开，后来一点点往回收，不是白折腾。 往前追到根据地，是供给制的天下。 吃穿用度统一发，讲“大家一条板凳坐”。时间一长，供给制自己也长出等级，衣服分三色，饭菜分几等。 一九四七年胡宗南打进延安，大机关一撤，窑洞冷下来。 毛主席说，这一枪一炮打碎了庞大机构、官僚腐化，那套衣分几色、食分几等的规矩，该收一收，还提过一句：供给标准就这样好，将来真打到南京、上海，也不要再提高。 一九四九年进北京，在中南海怀仁堂，有军队将领提起：城里资本家吃饭五六个碗，解放军战士一碗盐水加酸菜，这也太寒碜，部队应该加薪。 很多人点头。 毛主席当场翻了个说法，说酸菜里能出政治、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靠的就是跟老百姓一锅端。他心里也明白钱躲不过，后来那句“钱这个东西很讨厌，可谁也离不了，列宁也没办法，总归还得有”，说得挺直白。 新中国一成立，账还得按现代国家的路子算。 一九五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国务院下命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改行货币工资。 新工资表列出三十级：最高一级每月五百六十元，最低十八元，北京地区加百分之十六物价津贴，最高六百四十九点六元，最低二十点八八元，最高和最低一算，三十一点一一倍。 拿国民政府战后文官薪给一比，那边三十七级，邻级差五元到四十元，最高最低十四点五比一，反倒显得平均些。 一九五六年六月，全国搞全面工资改革，机关工资标准再调。 纸面上最大级差从三十一点一一压到二十八倍，可每一级里还有档差，细算下来，最高和最低能拉到三十六点四倍。 延安时负责财经的干部盯着苏联看，一九四〇年苏联职务工资最高能拿一万零六百卢布，正式职工平均三百三十九卢布，工人最高和最低差不多三十一点三比一，在他们眼里，这才像“按劳分配”的样子。 毛主席当时对这些外国细账不算熟，更在意身边风气。 一九五六年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公开批斯大林模式，中南海跟着琢磨照搬值不值。 他在党内高层说过，工资可以涨，不过多加在下面，多加在工人和基层，不要把上下差距拉得太开。这句话落到一九五六年那版工资表上，水花不大。 八届二中全会开到尾声，他索性把话挑明，说高级干部拿的薪金同老百姓的生活比，悬得太大，还把特供、警卫这些特殊待遇拎出来，说不收一收，艰苦奋斗就成了空话。 全会一散，国务院按中央意见拟出降薪方案，很快通过。 行政十级以上的干部统统往下挪：一级从五百六十元降到五百零四元，二级从五百零五元降到四百五十四元，三级从四百五十元降到四百零五元，第十级从一百九十元降到一百八十四点五元，最高和最低之间的差距，从二十八比一收窄到二十五点二比一。 工资之外，还有一整套等级文章。 高级干部虽然不再吃全供给制，供给制留下的“尾巴”却越拖越长。 紧俏、质优的商品搞特供，秘书、司机、警卫、勤务员、保姆、住房，项项按级别划。 上海一九五六年的住房标准写得很细：特甲级可以分两百平方米以上的大花园精致住宅，特乙级一百九十到一百九十五平方米的大花园精美住宅，六级是一百到一百一十五平方米、有卫生设备的普通里弄，七级只有八十到九十五平方米、没有卫生设备的石库门，九级以下轮到板房、简屋。干部看一眼自家房子，心里大致明白自己在这棵“官本位大树”上挂到哪一层。 等级越细，人心越乱。 毛主席听说，有人为了自己评成几级吵得面红耳赤，有人因为评低了在家里痛哭，还有人几天不吃饭，在他看来，这股劲头跟过去跟敌人拼命那股劲头完全不是一回事。 中苏关系闹僵以后，他看苏联，更加盯着“特权阶层”四个字，觉得苏共走到“修正主义”，很大一块是党政工作人员变成了享受高工资、高待遇的官僚集团。 他亲自审定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里，那句“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是重话。 中国这边，多次降薪以后，“高干阶层”依旧存在，收入、住房、医疗、子女安排一项项摆着，同普通群众之间确实横着一条线。 供给制回不去了，职务等级工资制也拆不掉，干部参加劳动、“五七”干校这些办法，只能稍微冲淡一点等级味道。 毛主席晚年还是念叨供给制，说实行供给制，人反而健康些，这种惦记一直没放下。 等时间推到八十年代，不少工厂里八级工人工资制名义上还在，实际差距被压到一个不至于刺眼的范围，二级工成了最常见的档。 有人回想起这些，很容易联想到毛主席当年那句“钱讨厌，高薪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