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八年春，明英宗朱祁镇通过夺门之变，夺走了皇位，把当了8年皇帝的朱祁钰降为郕王。 朱祁钰病重未愈，权力已无，短短一个月后病逝。朱祁镇下诏以郕王之礼葬之，谥曰“戾”。这是极其严厉的谴责，不仅否定了朱祁钰的皇帝身份，还将其定位为“有罪之王”。 可在这场表面尘埃落定的宫廷政变背后，朱祁钰的政治遗产，并没有随着生命结束而沉寂。六年后，明宪宗朱见深即位，一道追尊诏书，将朱祁钰重新定位为“恭仁康定景皇帝”。 这个转折，绝不是一句“为名誉平反”能说清的。 回头看朱祁钰所处的那场政治风暴，源于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朱祁镇率五十万大军亲征瓦剌，却被也先设计擒获，大明朝堂陷入极端混乱。 此时，年仅22岁的郕王朱祁钰被迫在太皇太后孙氏的命令下监国，后又即皇帝位。当时大臣几乎一边倒主张南迁保南京，朱祁钰力排众议，坚持死守北京，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并由他全面负责北京保卫战。 战前的准备紧张有序，战中的调度果断有效，于谦联合石亨、张輗、高谷等人，调集京营、募民守城，最终一举击退瓦剌军。 这场胜利让朱祁钰在位的正当性大为增强，也确立了他“危局中稳定大局”的历史功绩。 景泰元年至三年，他推行多项整顿朝政的措施，对朝中贪腐严加打击，整饬吏治，注重赋税调节，在民间的口碑甚至胜于朱祁镇早期的“仁宣之治”。 文臣对朱祁钰的支持日渐稳固，朝中权力逐步向其集中。 但局势在景泰三年突然转变。朱祁钰的儿子朱见济出生后，出于巩固自身血统皇统的考量，朱祁钰下令废黜太子朱见深，改立朱见济为新太子。 废立之争直接动摇了朝中势力平衡。以于谦为首的一批重臣虽心有异议，但碍于皇权威势，只得缄口。景泰七年，朱见济夭折。 朱祁钰再度病重，此时既无储君，也无应急方案，朝中疑虑重重。正是这时，被软禁于南宫的朱祁镇在石亨、张軏、曹吉祥等支持下发动夺门之变，重登皇位。 夺门之变后，朱祁钰失势，病故后连皇帝身份都被否认。于谦则被以“谋逆”罪名处死，时人称“天下冤之”。这两人的命运，短短几个月内天差地别。 但这场清算却也埋下隐患，朱祁镇未能完全肃清文臣集团内部的同情情绪，于谦在朝中威望极高，文官多不敢公开言说，却私下怀念不已。 而朱见深在这段时期，正处于青少年阶段。原本在景泰年间被废为沂王，并未遭软禁，而是在孙太后身边成长。 孙太后虽非朱祁钰生母，却是朱祁钰的嫡母，亦曾力保朱见深地位。这段生活经历对朱见深的心理影响复杂。他虽被废，但未被虐待，也未被剥夺基本尊荣。 真正让他感受沉重政治压力的，是朱祁镇重新掌权后对其继承权的怀疑。朱祁镇晚年多次有意废储，所幸因孙太后与朝臣力保才未能成事。 当朱见深于天顺八年登基后，他面临着如何处理父皇与叔皇之间遗留问题的选择。他深知于谦之死已激起士林反弹，如果不为其平反，朝政必定难以稳定。 而于谦最关键的政治作为，就是力主朱祁钰继位，辅佐其守住京师。若不为朱祁钰正名，于谦的“忠臣”身份也就变得名不正言不顺。 成化元年，朱见深正式发布诏书，追尊朱祁钰为“恭仁康定景皇帝”。虽然并未加庙号，也未改葬帝陵，但政治意义已足以宣示态度。与此同时，于谦亦得昭雪，其子被召回京师恢复原职。 这一系列举措被时人解读为“昭雪沉冤、抚慰士心”。 朱祁钰虽死时黯然无光，但他在朝局崩坏之际守住北京城，在政治清洗前竭力任用贤臣，其功勋终得后人认可。他未能留下嫡嗣，也未建帝陵，但他的历史地位，终究写在了明朝的正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