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长期旅居美国的特务头子毛森，在生命垂危之时，向他的儿子吐露了心声：渴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回到祖国，回到那遥远的家乡再看一眼。 1992年5月，浙江江山的麦田在阳光下泛着新绿。 84岁的毛森颤巍巍蹲下身，抓起一把泥土贴近鼻尖。 这个动作耗尽了他大半力气,晚期肺癌的剧痛让他需要搀扶才能站稳，但此刻他却执意推开随行人员的手。 红布包裹的这捧土，后来被他放在病榻旁，成了连接故土与异国的信物。 1908年出生的毛森，人生起点是浙西一个贫寒山村。 作为家中幼子，他凭借同乡毛善森借用的学历证明考入师范，从此将名字从“毛善森”改为“毛森”. 那个象征温良的“善”字被悄然抹去，仿佛预示着他未来的命运轨迹。 师范毕业后，他成为一名乡村教师，却始终不甘于平淡。 1932年，他辞去教职考入杭州警校，因敏锐的观察力被戴笠赏识，从此踏入特务系统。 抗战时期是他生涯的“高光时刻”。 他伪装记者混入日伪宴会窃取情报，带领杭州站三年内炸毁日军仓库二十七次，截获密电四百余份。 但这份“功绩”很快被另一面掩盖，1946年接管上海后，他吞并汪伪特务机构，签下157份处决令，包括杀害地下党员李白的命令。 这种矛盾性贯穿了他的一生，既曾重创日寇，也将枪口转向同胞。 1949年5月，毛森乘船逃离上海时，或许未曾想到此次离去便是43年的漂泊。 在台湾，他因与蒋经国的权力斗争被通缉，最终辗转香港开养鸡场维生。 长子毛建光后来回忆，父亲常深夜摩挲一枚母亲给的铜钱护身符，一家八口挤在铁皮屋中度日。 1968年移居美国后，他在加州图书馆当管理员，微薄收入中却省出12万美元匿名寄回家乡修葺故居。 这种看似矛盾的行为，折射出流亡者复杂的心态，既无法割舍故土情怀，又背负着历史罪责的沉重枷锁。 “我有罪，可我也曾为国家立过功”。 1992年的归乡之旅，源于毛森病榻前对儿子的哽咽告白。 在地方政府安排下，他终得踏足故土，面对新建的学校与敬老院，他反复感叹共产党了不起，这让随行人员颇感意外。 在祖坟前长跪时，他抓起坟土喃喃还是这个味道，看到童年学堂改建的现代化校舍，他抚摸讲台沉默良久。 这些细节背后，是一个老人试图与历史和解的挣扎。 他捐款助学的行为，既是对过往的补偿，亦是对未来的寄托。 毛森的故事折射了大时代下个体的无奈。 从抗日志士到内战帮凶，从权力核心到流亡异国，其人生轨迹与20世纪中国政治变迁紧密交织。 晚年他叮嘱儿子设立助学金，30年间资助300余学生，可视为一种迟来的救赎。 他的经历提醒人们，历史评价往往非黑即白。 那个在图书馆凝望东方的老人，与签发处决令的少将实为一人，而故乡的泥土，既承载着童年记忆，也浸染着无法抹去的血色。 这种复杂性，正是这段历史最值得深思之处。 主要信源：历史知识网——1992年，大特务毛森回乡探亲的罕见合影，4个月后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