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代的萌芽，至明清的蔚然成俗，再到民国的传承与丰富，闽派元旦茶俗的形成与演变，清晰地勾勒出茶从山间灵芽升华为礼敬神祖、联结人伦的文化符号的完整轨迹，深度参与了闽地社会秩序的构建、文化认同的塑造与民众年度生命节律的调节。

唐代可谓闽派元旦茶俗的孕育阶段，主要体现在为茶与年节文化的结合奠定坚实的物质与礼仪观念基础。彼时虽罕见茶与元旦习俗直接关联的记载，但茶圣陆羽在《茶经·八之出》中记载“岭南生福州、建州、韶州、象州……往往得之，其味极佳”，明确从茶学经典的角度确立了福州、建州作为优质产区的地位，使得茶日后能够广泛进入闽地百姓的年节生活，成为不可或缺的仪式物品。

同时期诗人徐夤在《尚书惠蜡面茶》中，以“武夷春暖月初圆，采摘新芽献地仙。飞鹊印成香蜡片，啼猿溪走木兰船。金槽和碾沈香末，冰碗轻涵翠缕烟。分赠恩深知最异，晚铛宜煮北山泉”的诗句，不仅完整呈现了唐代闽地武夷茶从采制、品饮到馈赠的全过程，更标志着茶已超越日常饮用的功能，开始成为承载情感、传递敬意的礼仪媒介。这一“以茶为礼”的早期实践，不仅提升了茶在社会交往与精神表达中的地位，也为后世茶俗融入元旦等强调伦理与祭祀的隆重节庆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础。

明清时期，闽派元旦茶俗已蔚然成风，深度融入岁首仪典之中，演化为规整家庭伦理、联结神俗两界、润泽人际往来的核心文化媒介。这一阶段方志记载丰富而系统，完整呈现出茶在三个维度的具体实践。

在规整家庭伦理方面，茶成为敬祖追远、凝聚家族认同的重要象征与礼仪载体。具体来看，明代嘉靖《惠安县志》所载“元日鸡初鸣，内外咸起，盥栉洒扫，焚香列酒馔茶果以献先祖”，已明确记载全家于元旦清晨首要之事便是备齐茶酒祭祖，凸显茶在闽地家族伦理秩序中的奠基意义。至清代，这一传统进一步系统化：清乾隆《泉州府志》记载“元日鸡初鸣，内外咸起，贴门帖及春胜，设茶果以献先祖、拜祠堂及尊长”，拓展了茶的伦理功能至宗族层面。

与之相应，清乾隆《福州府志》中“元旦坐受公拜，立茶而别以为常”的记载，生动体现了奉茶作为特定尊长礼仪的固定环节，反映出茶在日常家族礼仪中的深入渗透。这一传统在清代中后期仍延续不辍，清嘉庆《福鼎县志》所载“岁时之祭，元旦悬先人遗像，每日献茶果，上元后撤之”，表明从元旦至上元期间悬挂祖先遗像并每日以茶果供奉，已发展为稳定的祭祀传统，象征着子孙孝思的持续不断。由此可见，明清两代的方志记载共同勾勒出元旦茶俗在闽地家庭伦理体系中，由基础祭祀延伸至日常礼仪、由核心家庭扩展至宗族结构的完整脉络。

在信俗层面，茶是表达虔诚的通用祭品，其应用从祖先崇拜扩展至天地自然神祇及灶神等家居神灵。早在明代，祭灶习俗中已见茶的身影：明嘉靖《汀州府志》记载“元日起，每夜设香灯茶果于灶前供奉至初六日晚，俗谓灶神朝天回家，盛陈酒果以祭之”，明崇祯《闽书》引汀州志亦载“元日起，每夜设香灯茶果于灶前供奉，至初六日晚”，说明自元旦起连续数夜以香、灯、茶、果供奉灶神，已成为迎神祈福的普遍做法。

此后，茶在祭祀仪式中的地位进一步确立并更趋具体化。民国《沙县志》载“元日鸡鸣起，肃衣冠，焚香设斋果茶酒拜天，谓之接年”，民国《闽清县志》亦记“元日鸡鸣起，肃衣焚香设斋果茶酒岁饭拜天，谓之接一年岁君”，二者均明确将茶纳入“接年”或“接一年岁君”仪式中，象征着以洁净虔敬之心叩启新年气象。

在人际往来方面，茶发展出细腻的礼仪规约，成为润滑社会关系的重要媒介。早在明代，茶已出现在公共节庆活动中，明嘉靖《汀州府志》在记述“春祈”时提到“祈首之亲友各以茶酒庆觞于途”，说明在迎神赛会等公共仪式中，茶酒已成为路旁犒劳、与人同乐的重要物资，具有凝聚社区的社交功能。至清代，清乾隆《南靖县志·岁节》记载“岁正月，里闬具茶酒相娱乐，明灯击鼓放火炮”，展现了邻里街坊以茶酒共庆新春的集体欢愉场景。

及至民国，茶在私人交往礼仪中更趋细致化、差异化。民国《同安县志》详细记载“正月元旦于上年十二月除夕子时后以清茶供祀祖先，燃放爆竹，以糖果红柑排盒，有戚友儿童贺正者，奉以糖茶，归则送以红柑”，表明“糖茶”已作为专用于待客、寓意甜美吉祥的礼俗茶饮，与祭祖清茶形成功能区分。民国《闽清县志》则进一步载明“若尊长亲入室拜其内，见则奉茶，用果子置茶中，至亲留饭”，即在茶汤中添入果品制成“果子茶”，用于款待亲临的尊长贵客，礼节更为隆重周全。

整体而言，从明代公共活动中的犒劳之用，到清代社区共饮的联谊作用，再到民国时期针对不同对象、场合的精细化待客茶礼，闽派元旦茶俗逐步构建起一套贯穿公共与私人场域、兼顾群体共乐与人情差序的交往礼仪体系，其社会功能进一步趋向地方性深化与细节性完善，展现出在闽地近代民间生活中强大的传承韧性及适度的在地化调适。大量民国方志的记载表明，核心仪式已作为文化基因被稳定传承。例如民国《南安县志》所述“元日鸡初鸣，内外咸起，爇香炬，设茶果，陈酒馔以祀其先祖”，以及民国《同安县志》关于祖祠及家居祭祀“祭品牲醴品碗茶酒菜品”的记载，其核心流程与明清一脉相承，成为闽地文化认同的标志。

同时，茶与闽地风物及饮食文化的结合更为紧密。民国《同安县志》与民国《南安县志》均提及“以柑祭神”，民国《南安县志》还指出“此即传柑遗意”，使得茶与象征吉祥的“红柑”在祭祀和馈赠中形成固定搭配，丰富了年节礼俗的物化表达与人文内涵。茶俗中的个体祈福与心理慰藉功能表述也更为直白和具体。民国《闽清县志》在记载“接一年岁君”仪式后，明确指出“元日多茹斋，祈一年安康”，将元旦的饮茶、用斋等行为与个人对健康福祉的期盼直接关联。

这一习俗的流变史，不仅是闽茶文化光辉灿烂的一页，也为理解中国传统节俗中物质文化如何与精神生活、社会结构相互渗透、彼此塑造，提供了一个脉络清晰、内涵丰富的典范个案。（徐惠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