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胡适对记者说，如果凭毛泽东当时的学问，他根本就考不上北大！ 这句话是胡适在美国说的。 一次学术研讨会上，记者当面问他怎么看新中国，怎么看毛主席。胡适脸一绷，先哼了一声，跟着甩出一句：“我跟他认识得早，知道底细。 凭他当年的知识和学问，根本不可能考上北京大学。”语气不高，每个字都像在往外砸。 消息传回国内，议论一片。 有人直骂，有人冷笑。 传到中南海，毛主席只是笑笑，连个辩解的话都懒得说。身边的老同志倒坐不住，一个个替他打抱不平。按胡适那套“北大尺子”，青年毛确实没有正儿八经的大学文凭，可眼前这个“考不上北大”的人，已经领着这个国家翻了盘。 学问这事得摊开看。 跟在毛主席身边的人都清楚，他离开校园那会儿学历不算多好，泡在书堆里的时间一点不少。三百万字的《资治通鉴》，硬生生啃了十七遍，《二十四史》从头翻到尾，六十多次来回。整理遗物时，工作人员清点书籍，最后报出一个怪数字：九万四千七百六十三册。 数字冷冰冰，搬家那回更形象。 警卫收拾衣物家当，一辆车就拉走了；轮到书，车子连跑了七天才算清。也难怪尼克松进那间书房会愣住。那次访华，他推开中南海的门，看见的不是水晶吊灯，是一面面书墙，从地板顶到天花板，纸页边上起着毛刺。 他后来回忆，说那屋子像把中国五千年的东西都挤在了书架上。 两个人在书堆里谈哲学，谈社会谈战争，指针拨过去一小时十五分钟。 尼克松这种场面见多的人，听到后面只觉得有点云里雾里，许多说法一时半会理不清，又不敢糊弄。他自己形容，站在毛主席面前，像犯错的小学生站在先生面前，不敢说一句假话，生怕被那双眼睛看穿心思。 这张“小学生”的嘴，在美国国内可从来不这么客气。 偏偏到了中南海，主动把姿态放低。他是杜克大学培养出来的高材生，又能一路爬到总统的位置，见过的场面、读过的书都不少。 这样的一个人，愿意在那间书房里老老实实认栽，胡适那句“考不上北大”，味道就有点微妙了。 毛主席跟书的缘分，不止停在古籍上。 他说做学问不能只看“有字之书”，还要看“无字之书”。一九二七年，外界吵得厉害，有人说农民运动“好得很”，有人认定“糟得很”。 他没有待在长沙茶馆里吵嘴，而是背起包袱上路。 湘潭、衡山、长沙、醴陵、湘乡，五个县一一走到，白天在田垄边跟农民协会的人说话，晚上点着昏黄的灯记笔记。那些脚印和访谈，后来变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句一句顶在当时社会的各种质疑上。 解放以后，人住进中南海，脚还是闲不住。 一年里，总有大几个月在外面。 火车往北往西往南跑，车间里油味呛人，乡村里土路颠簸，水库坝顶风吹得人睁不开眼，他都要站一站、看一看。 每到一处，他读的是“无字之书”，晚上回到驻地，翻开的又是“有字之书”。 出门时间长的时候，他干脆提前写好书单，让工作人员用几口大铁箱装满，抬上专列。 晚年身体不行了，心里还惦记着黄河。 那条发了几千年脾气的河，他想再认真看一遍。 不是站在地图前指指画画，而是打算从入海口骑马逆流而上，沿着河走到源头。 同行的人选都想好了，要有地质学家，要有历史学家，还得有懂水利的。计划写在纸上，国事一件接一件压上来，这趟路始终没成，成了搁在心里的一个疙瘩。 书房里摊开的不只是历史，还有那些抽象问题。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主流教科书还在讲，质子和中子就是最小的物质单位，再往下就没得分了，不少科学家心里也认定了这条线。 毛主席和他们坐在一起听汇报，一边听一边摇头。按他的理解，从唯物主义哲学看，物质应该是无限可分的，不会在质子、中子这儿画句号。 现在仪器条件差，看不到更细的结构，只能这么说，将来技术上去了，总要往里钻。 时间往前推了二十多年，粒子物理学钻进去了。 一个个新粒子从实验室里蹦出来，世界第七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诺贝尔奖获得者格拉肖提到这桩旧事，专门说了毛主席当年的那句判断，觉得在自然科学发展史上也算一个有意思的预见，还提议把后来发现的夸克之类的小东西，叫一声“毛粒子”。 这个名字最终没写进教科书，却让不少人意识到，这个中国人看问题的眼光，比很多人以为的要深得多。 一边是这样一个人，读书读到生命的尽头。 逝世前一天，还坚持看书两个小时十五分钟。另一边，是那句隔着大洋传来的评语：“他当年的学问，根本考不上北京大学。”两相一比，问题就冒出来了：到底是毛主席的学问配不上北大，还是那套只认文凭、只看试卷的标准，配不上他读过的“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